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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任何疾病，看似结石，看似痛风，故此，恐惧也会模仿任何思想的疾病……一个人不怕狮子却怕猫；不怕饿死的人害怕放在桌上供他食用的大肉片…我不知道恐惧是什么，也不知道我现在恐惧什么；我不怕死亡快到，但我却怕病情恶化。如果我否认这一点儿的惧怕，就是掩饰我的天性。
有人或许以为自多恩所处的世代开始，医学进步必大大减少我们的恐惧。事实却非如此。现代的医院将病人安置在私人病房，有病的状态可以令他们整天躺卧，却不能控制他们的思想。复杂的机器发出呼呼、轧轧声，有些机器附有针头插进病人的身体里。在外面的走廊上，医生和护土降低声量讨论诊断的结果，查看复杂的图表和数字。病人被刺、研究、抽血，并作记录，当然“都是为了你的好处”。这些全都是病人滋生恐惧的最佳原因，就如葡萄状球菌在医院的走廊上滋生一样。
痛楚增强器
我们谈论过恐惧是一种情绪，但实际上，恐惧的运作更像一个反射器，即时带出生理效应。肌肉不由自主地拉紧、收缩，往往加增受伤神经的压力而引致更多痛楚。血压也会改变，脸上可能会变成苍白或发红，一个十分惧怕的人甚至会血管闭塞和晕眩。所有动物都有恐惧感——速变形虫也会避开热、痛楚——但人类却似乎特别敏感。例如结肠痉挛是人类常见的焦虑征兆，却不存在于其他品种中。
当基于思想产生的恐惧情绪渗入身体最隐密的地方时，就改变痛楚的知觉。极度恐惧皮下注射器的人接受注射时，绝对比一个糖尿病人更感痛楚，因为糖尿病人已经习惯每天要注射。两个人有相同的生理。只是恐惧使他们有别。
芝加哥大学研究员皮特里根据人对痛楚的回应，发现了一个系统可以将人分成三类（她的讨论裁于《个别人的痛苦与苦难》一书）：“增强者”有一个较低的痛楚阔，倾向夸大所有痛楚；“减压者”显示一个较高的痛楚闻，可以忍受更多痛楚而没有显见的忧虑；“中庸者”是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皮特里发现，恐惧是唯一因素最能描述增强者如何对待痛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医学院的比彻研究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他惊讶地发现在三个严重受伤的士兵中，只有一个要求注射吗啡。许多人说他们不觉得痛，或痛楚并不厉害。这种模式与比彻当私家麻醉师时所见的有着强烈的对比：甚似士兵受伤的病人，有百分之八十乞求注射吗啡或服用其他止痛药。
吗啡的神奇功效主要是减低病人的恐惧和焦虑。明显，士兵的恐惧被别的事物取代了：若不是因受伤的意义而生发的骄傲感，就是在某些情况中，因为能远离战场而觉得解脱。比彻总结说：“伤口本身和经历痛楚之间是没有简单及直接的关系。痛楚极大可能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
我们大多数人容易辨认伴随受苦而生的恐惧。我们害怕痛楚的经历，怕未知之数，或者也怕死。我是个负担吗？我现在失去了什么？我有未来吗？我会再度健康吗？我正在受罚吗？
不论身体或心理忍受者痛楚的人，往往会有一种难忍的孤独感。他们觉得被上帝、被人遗弃，因为他们必须独自忍受痛楚，亦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孤独加增恐惧，继而加增痛楚，而这个螺旋一直向下转。
有一晚，“珍惜今天”小组的一个成员带来了一本满布图画的书，是病中的儿童亲手画的。书中的线条人像和简单字句，生动地表达了孩童基本的恐惧。一个男孩画了一架巨大、丑陋的军事坦克车，武器林立。就在坦克车前面，即枪管的末端，他画了一个细小的线条人像——是他自己——举着一个“停止”的红牌。
另一个男孩画了一支特大的皮下针管，末端装上倒挂的鱼钩。一个八岁女孩把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情景画上，上面的字幕是：“我觉得孤单，想睡在自己的床上。我不喜欢这里，这里的气味古怪”。翻过几页，同一个女孩画了另一幅昼，背景是医生的办公室。椅子、诊病桌和档案柜都很巨大，但女孩却将自己画得十分小，坐在桌子的边缘，她口中吹出的气球只有三个字：“我惧怕”。
除掉惧怕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本书最初有一半内容完全表达了我个人尝试“除掉”惧怕这个情绪问题。认识痛楚和了解痛楚在人生扮演什么角色，都帮助我减轻惧怕。目前，我不会把痛楚视作必须克服的仇敌，而是把它视作我必须适应的一个保护信号。我惊讶神经系统有着这个难以置信的设计。我不把痛楚视作必须设法漂白的污渍，而是把它视作我身上的警告信号，告诉我基本重要的起因。
痛楚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让我身体引起我的注意。因此，我开始细听痛楚发出的声音。因为我现在明白痛楚的价值，受苦不再是那么可怕了——我也发现这样的领会带来感恩，这是我力抗恐惧最有效的情绪武器之一。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灵性的层面，我对圣经的研究使我确信，受苦的事实并不是上帝要对抗我。我主要透过耶稣的榜样。学习看见上帝站在我们身旁；保罗恰当地称上帝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林后一s）。
圣经是基督徒的一本指南，我也相信有关受苦的问题，当中的智慧之言会为恐惧提供了巨大的解毒剂。”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个人认识全爱的上帝可以征服恐惧，正如光消灭黑暗一样。我不必拚命用力“鼓起信心”，因为上帝已经充满爱的关注，我不必以属灵运动去感动他。
基督徒有许多有效资源可以帮助他防止恐惧。正如恐惧的情绪从思想渗下来，引起直接的生理变化，祈祷的行动也可以阻遏那些相同的效应，只要我把注意力从身体转移到灵魂和精神的意识上。祈祷截断过重的感觉，让我引导自己归向上帝。当我这样做，我的身体变得静止而镇定，因恐惧而拉紧的内脏肌肉开始放松，内在平安取代了紧张。
当然，默想的操练也可以达致相同效果，但向上帝祈祷却提供额外好处。祈祷助我抵抗痛楚的孤独感，当我努力思量别人的需要时，我的焦点不再集中在自己和自己的需要上。请记得敲响的丧钟如何激发多思想起他那个死于瘟疫的邻舍。
事实上，多恩的《祈祷》一书提供了一个奇妙模式，让基督徒学习除掉恐惧。正如这一章开头的引文指出，多恩十分认识恐惧是什么。他大部分时间独自对抗如此的恐惧，因为在那段日子，传染病的受害者要被隔离。当他躺在病床上，他怀疑上帝是否也隔离他？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出现？。
多恩真正的恐惧，不是痛楚细胞遍布他全身的微小扰乱；他畏惧上帝。他三番四次发问“为何是我？”那时加尔文主义仍是新兴的思想，他怀疑上帝到底是否隐藏在瘟疫的背后。他过去的污点引起内疚感，好像鬼魔在附近潜伏，或者他受苦确实是以往的罪的结果。
多恩在《祈祷》一书中，从未真正解决“为何是我？”的问题，但这书确实逐步记录了他如何除掉恐惧。他困惑地温习有恐惧一字出现的每一段经文。当他这样做，他了解人生常常包含引致恐惧的环境：若不是疾病，就是经济困难；若不是贫穷，就是被弃；若不是孤独，就是失败。在这样的世界里，多患有一个选择：敬畏上帝，或是惧怕每一件事。
多恩回忆起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一段祷文（“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就开始检验他潜在的恐惧。是大仇敌吗？他们并不构成威吓，因为上帝能征服任何仇敌。是饥饿吗？不是，因为上帝能供应。是死亡吗？就算这是人类最致命的恐惧，都不能成为敬畏上帝的人的永远障碍。
多恩做出决定，认为最好的方向就是对上主培养高尚的敬畏，因为这种敬畏能取代一切。最后，他祈祷说：“……正如你给我悔改；而不是对我感到懊悔，同样，上主啊，请给我敬畏你的心，使我不至于害怕”。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不管他的病是一种磨练，还是纯粹意外都不要紧，不论他在那种情况，他都会信靠上帝，因为信靠最终代表他对上主高尚的敬畏。
多恩在《祈祷》一书将这个过程比作他对医生态度的改变。起初，当他们检查他身体的新症状，又在房外低声讨论他们的发现时，他不期然感到害怕。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看见他们同情的关注，就确信他们值得信任。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应用在上帝身上。我们时常不明白上帝的方法，或这些方法背后的原因；但基本的问题乃是上帝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多恩坚信他是。
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接近我们所敬畏的上帝？多恩回答这个问题，便举出马太福音的一句话，那是妇女找到耶稣空坟的故事：她们“又害怕，又十分欢喜”的急忙离开现场。多恩从她们畏惧和喜乐的两腿中，为自己找到一个模式。
在复活日当天，畏惧必然浓罩四周。他们怎能不畏惧有如此可怕力量的上帝？那些妇女毕竟遇见了站在墓园旁边的耶稣；他复活了。奇怪的事跟着发生。是的，她们带着畏惧的腿，也是喜乐的腿快跑离开现场，因为奇怪的事发生了，乃是那最好消息的信号：耶稣连死亡也征服了。多恩存着同样的盼望，最后找到了他不必害怕的敬畏。
作随时的帮助
如果不是我受苦，而是一个我愿意帮助的人受苦时，处境就不同了。我能做什么去减轻他们的恐惧？我所学到的是：只须作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能协助平静他人恐惧最强大的力量。
对着受苦者，我本能上会畏缩。谁会知道他们是否愿意谈论他们的苦境？他们想得安慰或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