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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在台湾再一次成为政治题材，“泛绿”（民进党等）阵营以操闽南语的原住民为主，“泛蓝”（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阵营里操国语的外省籍人士较多，所以很多政治斗士见人先辨音。有些“泛绿”的出租车司机甚至拒载操国语的客人，或者强迫客人听车上音量放到最大的闽南语广播；有些“泛蓝”的教师则禁止班上的学生讲闽南“鸟语”。在这里，口音政治的对抗剑拔弩张风狂雨急。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本来倾向于“泛绿”的国语者和本来倾向于“泛蓝”的闽南语者都可能有情绪逆反，于是“国语”与“闽南语”的不共戴天之仇就更得到了证明。
人以群分。族群当然是有的，族群之间出现差异甚至冲突也纯属正常，不算特别难以理解。只是族群的划分以肤色为据，以口音为据，甚至以肤色或口音来区分善恶敌我，如此等等，显示出人类的意识结构仍然十分原始，几千年之后并未进化到哪里去，与禽兽差不多是一个水准。
我们可以鄙薄前人的嗅觉过敏，似乎前人都有特别好用的狗鼻子，非我族类首先是非我族味，“膻胡”和“骚鞑子”透出牛羊肉味，就是中原农业族群对北方游牧族群的蔑称，也是各次驱“膻”抗“骚”运动的感觉根据，曾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嗅觉有点退化了，或者说异味被肥皂、香水、洗浴习惯、通风设施清除了，把嗅觉歧视改换成视觉与听觉的歧视，是不是也会遭到后人的鄙薄？人类已经有了可谓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血缘和地缘，同时更在于生理基因密码的不同，在于道德修养和文化训练的不同，在于财产占有量和信息占有量的不同……总之是在于一些不易构成显著外在标志的方面。然而现代人的身份证件，比方说一本护照，并不记录这些，少不了的是民族或种族的确认，是出生地的确认，总是被移民局官员瞪大眼睛血缘崇拜和地缘崇拜赫然在目。一种狭隘族群主义的查验传统，如同一条割不断的猴子尾巴，在即便号称最文明的国家也至今例行不误。无论生理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以及史学积累了多少关于人的知识，无论这些知识已经达到了多么精微高深的地步，这一切还没有体现在一本护照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的外交、体育、文化等交流活动都是依民族或国家组团，从来不按照血型、年龄、行业、学历、阶级、道德信念等等来组团，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民族或国家的旗帜到处飘扬之际，这个世界一次次出现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冲突的烽烟滚滚，一次次出现向肤色和口音的大举进攻，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身份认同之际，鼻子曾经抢在大脑的前面，眼睛和耳朵现在依然抢在大脑的前面，抢在理性成果的前面，这一点似乎是现代知识大厦的古老基石。
我把一本这样的护照翻看了好半天这是1986年我第一次领到护照，第一次准备出国旅行。
精英
我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小雁开着车来旅馆接我去做客。由于路上堵车，我到她家时已经饥饿难耐，急忙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半块披萨饼和几个苹果。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平时不做饭么？我大为不解。
她说是的，基本上不做饭，也不会做饭。
“那我们就随便下碗面条吧。”我表示大度和通融。
但她说家里连面条也没有，真是不好意思呵。她拉着我到超市去买食品，在地下车场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汽车在水泥柱子上刮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想那里肯定出现了一道惨不忍睹的刮痕。她笑了笑，没打算下车去看看。“没关系，我这辆车是碰碰车，三天两头就要同人家亲热亲热的。”她满不在乎一扬头，让我暗暗佩服她的豪放不拘。我想起刚才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被她的那辆汽车吓了一跳，如此伤痕累累和蓬头垢面，像堆破铜烂铁：这家伙该不是在美国失业了吧？
她把这堆破铜烂铁开得很疯很野，于是面对着一路上疯疯野野迎面扑来的高楼和立交桥，给我介绍洛杉矶的脏乱差，介绍这里华人区的迅速扩展，介绍美国中产阶级的好莱坞和沃尔玛，当然不忘记把沃尔玛、美西、百事特贝、Food Lion这一类超市批了个透，说超市呵这个，如此工业化而没有人情味，如此全球化而毁灭各民族文化传统，真是十恶不赦，中国大陆可以学美国但怎么能把美国这么糟的东西学过去呢？中国什么时候变得比美国还美国呢？她提到什么引用词语时就两手举在耳边，各有两个指头挠一挠，表示口语中的引号所在。她这样做，有几次两手完全离开了方向盘，吓得我看着无人控制的汽车朝一辆黄色货柜车迎头撞去，心差点要跳出口来。
我已经在美国多个场合见过这种两手挠耳的小猫姿态了。于是发现美国的人文界精英，或者说美国的人文界女精英，除了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并大举讨伐之外，大概都有这样的特征：一，笨得不会做饭菜；二，汽车脏了和碰坏了根本不去care（关心）；三，说话时经常像猫一样举起双爪在耳边挠出引号来；四，一般不打香水我在香港为小雁买的香水，算拍马屁拍在马腿上，被她收下了，也被她嘲笑了。“穿套装打香水的，那是女秘书！”她笑着把“女秘书”三个字说得很重，意思不言自明：你傻冒了不是？
这些特征是源于一些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你完全可以依据这些特征，把她们与其他人群区别开来，比如很容易与浓涂艳抹光鲜亮丽的下层打工妹区别开来，也与衣色深暗低调并且从不出入超市的上流贵妇区别开来。美国社会批评家福塞尔的一本中译为《格调》（Class，1983）的书，已经为这种阶层身份的外观识别，总结了成套的经验，提供了大致可信的指导。他在这本书里还提到：最穷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没钱赶时髦；最富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他们的任何行止本身都会创造时髦。那么时髦是什么呢？时髦不过是社会中层心理焦灼之下急切而慌乱的文化站队和文化抱团。
小雁从她十分愤恨的沃尔玛买回食品之后，十分谦虚地向我请教如何做菜，包括如何下面条，让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事情怎么可以是这样？她以为她是谁？她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更没有在太平墟当过知青，他妈的从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成了洋教授，连面条也不会煮了？她又请来一个中国学者以及一个韩国学者来作陪，更加谦虚地向大家检讨她不会做菜，家里也缺少必要的储备，因此主菜只是一些买来的成品和半成品，没有什么像样的好东西，请你们来只是聚聚而已。
她快快活活地愧疚着，好像她一旦会做菜而且家里食品储备颇丰就成了个假教授而且是个中国老妈子，就低人一等了；好像她不长时期熬着这种凉水咽披萨饼的自我折磨，就要让同伴们大惊小怪了，就负有欺民和扰民之责了。因此她的愧疚是学院精英之间一道必要的迎宾大礼。
来客也是精英，衣着都朴素和随意，其中一位女士席间说到她有一钻戒，是丈夫买给她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该不该戴上，总是心怀愧疚地觉得一戴上就是向资本主义或者共和党妥协了。他们把这一类事谈得很认真，就像他们同样把住房升值、波兰开会、学院终身教职、波德莱尔的诗歌、卢旺达的军阀专制等等谈得很认真，餐桌上荡漾着左派的舒适气氛或者舒适的左派气氛。不知什么时候，那位钻戒“左派”对一种形如小粽子的阿根廷菜十分惊喜，重点向大家作出推荐。“好吃！你们都尝尝。”这个说：“确实好吃！”那个说：“真的好吃呀！”在一片“好吃”的热烈赞赏中，我差一点也跟着附和了。但我对那些绿叶包着的半熟米粒或豆粒实在没有兴趣，没嚼出什么味，便斗胆向他们另外推荐油淋豆豉辣椒萝卜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前几天送给我的，就藏在我的旅行包里。他们对这种常见的中国菜没有特别的新奇之感，但片刻过去，我偷偷发现这盘油淋豆豉辣椒萝卜已经一扫而光，而他们盛赞“好吃”的阿根廷菜却堆积无减，其实一直暗受冷遇。
他们在饭后仍然在称赞阿根廷菜。这有点奇怪。
显然，从他们的生理口味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那种奇怪的“粽子”。但他们在餐桌上必须发动对这道菜的赞赏，那么他们的赞颂必定不是来自肠胃而是来自大脑，不是来自欲望而是来自知识。知识分子么，吃也得知识起来，就像钻戒也得戴出政治来。阿根廷菜是少见之物，符合“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原则，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位，因此最可能被有身份的人士表示喜爱，至少也要表示尊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亚裔学者的眼里，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现代精英以文化的开明和多元为己任，不就是一直又主流又边缘地暧昧不清么？他们怎么可能对这一盘突然冒出来的阿根廷文化掉以轻心？怎么可能逞口腹一时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
看来精英也难当，有时口舌必须服从大脑。
摇滚
小雁回到国内来时，我请她听过一次摇滚。我们在大厅里听不清任何一句歌词，听不清任何一句旋律，脑子里只有节奏整齐的撞击，只有黑压压的一片固体在翻滚和爆炸。嘈杂灌注到我后脑勺、太阳穴以及后颈的血管里，使一根根血管顿时粗大起来。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些血管在哪里蠕动和抽搐，像要暴出表皮。
我逃到大厅外，逃得足够的远，还能听到身后咣咣咣的机械冲压，一声声冲压着我的心脏。我找不到曾经听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