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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厂，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二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夷边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夷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发上声）边”，马桥人则称“夷（发去声）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镇觉，有一种深藏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一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多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当然，对于一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晕街
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
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应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了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它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众口烁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一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我没法说服马桥人。
我后来知道，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专署政府当马夫，以后很可能当干部，前途一片阳光。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问。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膀裆……他的马桥后不大容易让人听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他总是忘记扣好裤子的前档总是遭同事的嘲笑。他不习惯把茅房叫作什么厕所，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
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比方说用牙刷，用水笔，甚至跟着耍耍篮球。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第二次上场。对方抢了球则要攻篮，他突然大叫一声“停——”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齐投来。他不慌不忙走出场，揪了一把鼻涕，又回到场内，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太急火了，太急火了，慢点来。”
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他听出了笑声一有恶意。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
伏天，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热得好没良心。他晚上在街上游荡，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穿得真是下，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他还看见树荫下一排排竹床，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赤足、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他觉得全身燥热，呼吸急促，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肯定是晕街了。他抹了半盘万金油也没有用，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瘀，还是脑袋炸，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老子走！”
几天之后，他从乡下回来了，火气尽泄，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分给同事们尝新。
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嘟在张家坊，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身肥如桶，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
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泄火。他向首长报告，他有晕街的病，马桥人都有这种病，享不得富贵。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作他的两亩滂田。
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给他换了个工作，到公安处当保管员。在同事们看来，他有点不识抬举，就在到任的第二大，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两手撑着床沿，屁股翘得老高。本义有点高兴，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什么？”
婆娘大吃一惊，红着脸开骂：“你这个臭王八蛋，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你想做什么？”
“你怎么开口就骂人？”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她如何嘴巴这么臭？我只是拍了一下，……”
“不要脸的你还敢说！”
“我说什么了？”
本义一急，就说起了马桥话，说得嘴巴要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乡巴佬！”
领导后来找一义谈话。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好笑，他这也算犯错误？这也算调戏？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拍在哪里也是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他忍着性子。没同领导斗嘴。
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没什么根源，我就是晕街。一到这街上，火就重，脑壳就痛，每天早上起来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
“你说什么？”
“我说我晕街。”
“晕什么街？”
领导不是马桥人，不懂得什么叫晕街，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本义感到高兴的是，因祸得福，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他的差事丢了，可以回家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菜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