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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要钱要人，也可以，她可以做一年合同老婆，一年之内包做家务包生娃崽，什么工钱都不要。一年后还她的身子就行。
开眼
魁元在牢里服刑一年多以后，病死了。消息传到马桥，他老娘一口痰卡在喉头一命呜乎。事情到了这一步。魁元家与盐午家的仇就结得更深了。简单地说，魁元的三个哥哥砸烂了天安门的一些玻璃，打伤了盐早。盐午后来又差人冲了魁元家的丧礼，一团团狗屎打在灵牌子上，供桌上，还有两口棺木上。两家人都操刀操份统的时候，村里人才请来了牛头从中调。
调解的结果，是盐午作了些让步，答应给魁元家其他人八百元“安慰费”，魁元家也就往事不提，恩恩怨怨一笔勾销。牛头依照旧规矩，主持了开眼的仪式，杀一只黑叫鸡，鸡血入十几个碗，双方的男人全部喝下。双方代表又各拿出一支临时做成的竹箭自己先在箭上砍一刀，再把两支箭并在一起，双方一齐用力折断，以示今后不再互相打杀——各方执断箭为。最后，双方各自请出一个无子无孙绝了后的老寡妇。她们手托一碗清水，水中放一枚铜钱，从水中捞出铜钱来，在对方老寡妇的眼睛上慢慢地抹。一个说。“马盐个家的人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另一个说：“如魁元家的同锅兄弟作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
她们开始含混不清地唱着；
人人都有一张嘴，
世上道理万万千呵。
人人都有两只耳，
世上道理年说年呵。
今日开眼明日见，
亲兄弟笑开颜呵。
今日碰头明日散，
隔山隔水不隔天呵……
越是孤苦穷寒的妇人。越有资格在这种场合充当开眼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说得清楚。
开眼之后，双方立刻恢复兄弟相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得再提冤仇的这一段。也就是说，有理没理，有冤无冤，一碗屋檐水统统洗去了。
已经进人了新的年代，“开眼”一词当然也越来越多新的含义。牛头也要讲一讲当前的国家形势，比如讲到亚运会即将在中国召开的问题，讲一讲计划生育的问题，作为开眼的引导。当事的双方也要各给牛头一个红包，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一个猪嘴巴就算是酬谢。当事的双方还要给周围看热闹的人“操心费”，重则请饭，轻则塞一包烟。魁元交结的一些后生，几天来一直在这里探头探脑，等待着这一件事。他们好像要做点什么，又说不出他们要做什么，最终也没有做出什么。他们像趋光的蛾子，总是往热闹的地方去，有一件事事关心的样子，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的样子，走到哪里，喝不明不白的茶，抽不明不白的烟，不明不白地三两相聚不时会意地递个眼色或笑一笑。可能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大叫一声：“走呵！”外人以为会要发生什么了。其实不会发生什么，他们一伙人走到小店里看一看，换到另一棵树下又坐了下来，又开始三两相聚的等待，偶尔为一根烟抢来抢去的关闭一阵，如此而已。
他们就这样把马桥关心了好几日，总算得到了最后的回报：盐午派人买来几条烟，带嘴子的，还买来一些盒装饮料，算是打发了他们。
他们本来还准备到魁元家那边去看一看，走到那里，碰见了一个叫煌宝的人，被他堵在路上劈头劈脑大骂了一通。他们不明这个人的底细，互相挤眉弄阳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有一个人喊“走呵！”——大家便哄然一笑，走了。
亏元
一九六八年，我参加了一次调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个叫“永向东”的群众组织，想解脱两个省委干部，事先须查清这两个干部全部亲人的政治情况。为了避免对立派别的攻击，他们摆出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邀请红卫兵派人参加调查。就这样，乳臭未干的我居然进了审干组，居然捞到了一次公费漫游全国的美差。
我们首先到了北京、锦州、沈阳的好几座监狱，了解那个干部的一位堂兄。堂兄原是一个重要电台的播音员，五十年代中因为一次现场直播时把共产党要人“安子文”误读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先后在上述监狱里服刑。我惊讶地发现，不管他写下了多少上诉材料，所有的审理者都觉得他为一个字付出十五年的生命是应该的。当我们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觉得自己罪有应从他把年仅十五岁的我也叫作“政府”：“政府，我再也不会上诉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从电网和大墙下走回我们住宿的大车店，我突然生部一种恐怖；一种对“安”
字、“宋”字以及其它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车店以外还响着武斗的一阵阵枪声，到处有街垒，有弹痕，有硝烟，经常有一车车大喊大叫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把大车店里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九六八年的辽宁，“红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泽东思想”派正在围剿“毛泽东主义”派。火车站那边一场恶战，竟使火车停开，使我和三个同行者在大车店里窝了整整两个星期。这一切也许很难被后来人理解，比如很难被我的女儿理解。在后来人的眼光里，除了“红司”、“革司”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理论、作派、趣味、表情、着装、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事过境迁之后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读学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那么一场场红着眼睛的相互厮杀是怎么发生的？
这就如同我曾经不能理解十字军的东征。我读过天主教的《圣经》也读过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除了“上帝”和“真主”一类用语的差别，两种宗教在强化道德律令方面，在警告人们不得杀生、不得偷盗、不得淫乱、不得说谎等等面，却是惊人的一致，几乎是一本书的两个译本。那么十字与新月之间为什么会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圣战？他们用什么魔力驱使那么多人从东边杀到西边又从西边杀到东边，留下遍地的骨和数以万计孤儿寡母的哭嚎？在黑云低压以及人们不会永远记住的旷野，历史只是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吗？是词义碰撞着火花？是词性在泥泞里挣扎？是语法被砍断了手臂和头颅？是句型流出的鲜血养肥了草原上的骆驼草，凝固成落日下抹一抹的闪光？……
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不断造就着语言的血案。我不以为这是语言的魔力，不，恰恰相反，一旦某些词语进人不可冒犯的神位，就无一不在刹那间丧失了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无一不在为势不两立的时候浮现出最大的同义性：成为战争主导者们权势、荣耀、财产、王国版图的无谓包装。如果说语言曾经是推动过文化演进以及积累的工具，那么正是神圣的光环使语言失重和蜕，成为了对人的伤害。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这个世纪获得了科学和经济的巨大成果，也留下了空前的环境危机、怀疑主义、性解放。留下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它几百次战争的纪录，使战亡人数超过了前十九世纪战亡人数的总和。这个世纪还喷涌出无数的传媒和语言；电视，报纸，交互网络，每天数以万计的图书，每周都在出产和翻新着的哲学和流行语，正在推动着语言的疯长和语言的爆炸，形成地球表面厚厚积重的覆盖。
谁能担保这些语中的一部分不会触发新的战争？
语言迷狂是一种文明病，是语言最常见的险境。指出这一点，并不妨碍我每天呼吸着语言，吸吮着语言，在语言的海洋里毕其终生，被一个个词语引人新的思维和感觉。一次次对那次辽宁之行的回想，只是使我多一点对语言的警：一旦语言僵固下来，一旦语言不再成为寻求真理的工具而被当作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语者脸上露出自我独尊自我独宠的劲头，表现出无情讨伐异类的语言迷狂，我就只能想起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马桥，一个七月十五祭祖的日子里。盐午的叔叔马文杰平反了，父亲当汉奸的事也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以前没有给他们好好地办过丧礼，现在当然要补偿。盐午是马桥最有钱的人，请来了洋乐班子，国乐班子，准备好好热闹一下。
又准备了八桌酒席，给村里村外的一些亲友送去红帖。
回村祭祖的魁元也接到了一张红帖，打开一看，脸立刻变了色。他叫胡魁元，帖子上竟写成了“胡亏元”。
“亏”字太不吉利，也充满着敌意——虽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出于写贴人一时的马虎和懒惰。
“我嬲他老娘顿顿的！”
他愤愤地撕了红帖。
他不能容忍一个“亏”字，就像五十年代的法官不能容忍一个“宋子文”，红司派的战士们不能容忍“革司”二字，十字军不能容忍“真主”二字。一场语言圣战就从这里开始。
他没有去赴宴。看着人们抹着油嘴从盐午家那边回来，恨恨地吞咬着自己的一个生红薯。他对家人说，他要找盐午家里的算帐。其实，他出门后先到煌宝家里坐了坐，又到复查家的菜园子里摘了条黄瓜吃吃，最后到天安门前看后生打了一阵台球，看一桌后生摸了一圈麻将，根本不敢去找盐午。他甚至害怕盐午知道他来了，知道他要来吵棚。光是天安门那宅子的气势，足以把他的尿都骇得夹回来，他如何吵得过人家？幸，他游游荡荡的时候，发现盐午家还在装修的一间铺面里，有一把电钻丢在地上，大概是停电了，工人喝茶去了，没有收捡。刚才在这里打下手的盐早也不见了，可能是缠上了另外一件什么事。魁元左右看一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