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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领悟：洞并不是空，而是环石的增生物。钢锯不是锯齿，而是多个锯齿组合起来的增生物。比起单个的蚂蚁来，蚁群更像是一个形状怪异可怖的大生物体，增生了任何单个蚂蚁都不可能有的智力和机能，足以承担浩大工程的建设（B。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同理，单个的人如果独居荒岛或森林，只会退化成为完全的动物。只有组成群类之后，才会诞生精神——它来自组合、关系，或者叫作场一类不存在于空间的东西。
这样说意味着，人类的精神或灵魂就只有一个，是整体性的大我，由众生共有，随处显现，古今仁人智士只是它的亿万化身而已。这也意味着，灵魂确实可以不死的。不是说每个死者都魂游天际——对于人类这一个大生物体来说，个人的死亡就如同一个人身上每天都有的细胞陈谢，很难说一一都会留下灵魂。但只要人类未绝，人类的大心便不会熄灭。个人可以从此大灵大魂中承借来一部分受用，即所谓“熏习”；也可以发展创造，归还时“其影像直刻入此羯摩（即是灵魂——引者注）总体之中，永不消灭”。这是梁启超的话，他居然早已想到要把灵魂看成“总体”。
精神无形无相，流转于传说、书籍、博物馆、梦幻、电脑以及音乐会。假名《命运交响曲》时，贝多芬便犹在冥冥间永生，在聆听者的泪光和热血中复活。这就是整体论必然导致的一种图景，它可以启发我们理解精神的价值趋向性，理解为何各种神主都有大慈大宥之貌，为何各种心学都会张扬崇高的精神而不会教唆卑小的精神——如果那也叫“精神”的话。精神既来自整体，必然向心于整体，向心于整体的福祉，成为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
因此，“个人”的概念之外，还应该有个“群人”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入魔，就是个人性浮现，只执利己、乐己、安己之心，难免狭促焦躁；所谓成佛，则是群人性浮现，利己利人、乐己乐人、安己安人，当下顿入物我一体善恶两消通今古纳天地的妙湛圆明境界。作为这种说法的进一步联想：还原论的精神，是分割化的微粒，是一种物料，可以被人私取，容易诱致个人的囿闭；整体论的精神，则是合和性的关系，是一种动量，只能参汇融与，总是激发着与天下万物感同身受的群人胸怀。
精神之谜远未破底。只是到目前为止，它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既是还原论的也是整体论的，是佛和魔两面一体的东西，大我与小我都交结其中的东西。汉语中的“东西”真是一个好词。既东又西，对立统一，永远给我们具体辩证的暗示。
第二部分佛魔一念间（4）
六
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坦山和尚与一个小和尚在路上走着，看见一个女子过不了河。坦山把她抱过去了。小和尚后来忍不住问：你不是说出家人不能近女色吗？怎么刚才要那样做呢？坦山说：哦，你是说那个女人吗？我早把她放下了，你还把她一直抱着。小和尚听了以后，大愧。
事情就是这样。同是一个事物，看的角度不同，可以正邪迥异。同样一件事情，做的心态不同，也势必佛魔殊分。求“术”和求“道”都可以成佛，也都可以入魔，差别仅在一念，迷悟由人，自我立法，寸心所知。佛说“方便多门”，其实迷妄亦多门。佛从来不能教给人们一定之规——绝不像傻瓜照相机的说明书一样，越来越简单，一看便知照做就行。
世界上最精微最圆通最接近终极的哲学，往往是最缺乏操作定规且最容易用错的哲学，一旦让它从经院走入社会，风险总是影随着公益，令有识之士感情非常复杂。而且从根本上说，连谈一谈它都是让人踌躇的。精神几乎不应是一种什么观念什么理论，更不是一些什么术语——不管是用佛学的符号系统还是用其他学派的符号系统。这些充其量只是谈论精神时一些临时借口，无须固守和留恋，无须有什么仇异和独尊，否则就必是来路不正居心不端。禅宗是明白“观念非精神”的，所以从来慎言，在重视观念的同时，又不把观念革新观念深化之类壮举太当回事。所谓“不立文字”，“随说随扫”，“说出来的不是禅”。《金刚经》警示后人：谁要以为我说了法，便是谤我。《五灯会元》中的佛对阿难说：我说的每一字都是法，我说的每一字都不是法。而药山禅师则干脆在开坛说法时一字不说，只是沉默。他们都深明理论的局限，理智一旦想接近终点就不得不中断和消毁，这实在使人痛苦。
但不可言的佛毕竟一直被言着，而且不同程度地逐渐渗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细胞。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一轮新的佛学热在中国知识界出现，倾心或倾心过佛学的文化人，是一长串触目的名单：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章太炎、欧阳竟无、杨度……一时卷帙浩繁，同道蜂起，高论盈庭，这种鼎盛非常的景观，直到后来“神镜（照相机）”和“自来火（电）”所代表的现代化浪潮排空而来，直到后来内乱外侮的烽烟在地平线上隆隆升起，才悄然止息。一下就沉寂了将近百年。
又一个世纪之交悄悄来临了。何士光承接先学，志在传灯，以《如是我闻》凡三十多万字，经历了一次直指人心的英勇长旅。其中不论是明心启智的创识，还是一些尚可补充和商讨的空间，都使我一时抓脑搔腮兴致生焉。我与何士光在北京见过面，但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我只知道他是小说家，贵州人，似乎住在遥远的一座青砖楼房里。我知道那里多石头，也多雨。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英文。
第二部分完美的假定（1）
初读吉拉斯的时候，我还不大能接受他的奇异。再读吉拉斯的时候，又觉得他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
一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会使现在很多人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色三十年代”，批判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不会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流开明人物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坐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勃勒东、阿拉贡、加缪、德莱塞、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五月”也惊天动地，小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每一次左向的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半自由化转向，中国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苏共的二十大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对于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没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沉重地偏移。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西方，寻找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闪烁其词，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成就，重新认识和评价个人主义之类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的流行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彻底，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