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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瑞展望的“东亚”和“亚洲”，是比这些共同体更好的“东亚”和“亚洲”么？
冷战已经结束，市场经济释放着新一轮活力，这被看作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大举光复，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麻烦和动乱，那也总是被很多人描述为对资本主义人间正道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些人看来，只有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才意味着极端民族主义，才意味着侵略和战争，而这种旧症惟有“自由主义”的一帖良药才可以救治。这样的看法有苏联在阿富汗和捷克的行迹为证，但还是过于笼统，也过于乐观和时髦。他们忘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爆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恰恰是实行民主选举制的德国以及“维新”成功的日本，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以及“维新”失败的中国。这样的文字虚构也无法与我的个人经验接轨。我曾经去过东南亚、南亚等一些周边较穷的国家。有意思的是，我的某些同行者无论在国境这边是如何的“启蒙”，如何的“自由”，如何的热爱西方体制并且愿意拥抱全世界，但只要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只要目睹邻国的贫穷与混乱，他们就无一不有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傲慢和幸灾乐祸——非我族类的一切都让他们看不上眼。我相信，他们一直声言要拥抱的全世界不过是曼哈顿，一定不包括眼前这些“劣等”而“天性愚顽”的民族；如果现在给他们一支军队，他们完全有可能有殖民者的八面威风。
第三部分国境的这边和那边（3）
在富人面前套近乎和讲团结，然后在穷人面前摆架子和分高下，这当然没有什么难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算不上什么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只能指称那些居然对抗现代文明潮流的行为，那些居然冲着西方发达国家闹别扭的行为，包括挨了导弹以后跑到人家大使馆前示威的行为——似乎民族主义的示威比自由主义的导弹更加危险。不难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似乎自由主义可以帮助人们克服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将会扼杀自由主义；“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似乎“救亡”曾经耽误了“启蒙”，而“启蒙”就一定得忌言“救亡”。我不能说这种叙事纯属阴谋和搅局，也愿意相信这种叙事有一定的有效范围，但比起这些艰难的概念工程来说，我更愿意听一个越南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青年们在抗议美国入侵的时候高呼口号：“美国佬滚回去！”但接下来的一句是：“把我们也捎上！”这一显然出自虚构的政治笑话得以广泛流传，当然是因为它揭破了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的真实心态，揭破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暗中转换——它们看似两个面孔而实则一个主义，常常在很多人那里兼备于一身。于是这些人时而是悲愤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或其他国家）正在妨碍他们过上好日子；时而又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跟着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既恨美国又爱美国，通常的情况是：这种恨由爱来“启蒙”（美国幸福我们也得幸福，美国称霸我们也得称霸）；这种爱也总是由恨的“救亡”来实现（不扳倒美国我们如何能成为下一个美国或者与美国平起平坐？）。他们常常被自己的影子吓一大跳，对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愤愤然鸣鼓而攻。
这样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主义都与自由主义有瓜葛。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发展”、“进步”的不同方式，都采用了民族国家这种政治载体和利益单元，都得借重军队守土、法院治罪、央行发钞、海关阻截有害移民和货品等一切利益自保的手段，也就都难免民族主义情绪的潮起潮落。在这里，只要这种民族国家包藏着一种发展主义的强国梦想，它们就都可能在带来经济繁荣和政治改良一类成果的同时，带来邻国深感不安和痛苦的对外扩张——这与民族国家合理的自尊、自利、自卫常常只有半步之遥，这与合理的国际合作制裁暴行也常常只有半步之遥。同样的道理，这种发展主义的强国梦想，也可以有一种延伸和改头换面，比如给民族国家主义装配上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缓冲器或者放大器，带来“大东亚共荣”以及“印度支那革命”之类的实践教训。
来自美国的德里克先生也参加了汉城会议。在听白永瑞发言的时候，他给我递了一张纸条，上面抄写着一首中国的流行歌曲：“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这首歌当然可以证明中国人并不缺乏一般意义的亚洲意识，尤其是考虑到这首歌出现在一九八九年后中国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统一制裁之际，当时的中国人当然更容易想起同洲伙伴。我对他说，正是这样，我一直不担心中国人没有“亚洲”。在我看来，只要中国在奔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旦与美国、欧洲发生严重利益冲突，中国人的亚洲意识会很快升温，国土上没有美国军队驻扎的中国难道不会比日本、韩国更容易“亚洲”一些？何况“儒家文明经济圈”一类说法早已层出不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重构“亚洲”的各种心理草图。我的问题是：中国人有了“亚洲”又怎么样？中国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亚洲意识？换一句话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怎样才能培育一种健康的亚洲意识，亦即敬己敬人、乐己乐人、利己利人的亚洲意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不得不回顾“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亦即社会主义出现腐败化时的精神幽灵。如果这一现代性经典信条已不可动摇，那么接下去，“本国利益优先”或“本洲利益优先”的配套逻辑只能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来防止各种政治构架（无论是国家的、地区的还是全球的）不再成为利己伤人之器？
以集团利益为标榜，在很多情况下常是虚伪之辞。稍稍了解一点现实就可以知道，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主义一定是反民族的——只要看看某些“爱国英雄”正在把巨款存入西方的银行，正在通过西方客户把子女送出国，正在对国内弱势族群权益受损以及生态环境恶化麻木不仁，就可以知道这种主义之下的“民族”名不符实。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主义也一定是反全球的——只要看看某些高扬全球主义的跨国公司正在用产业和资本的频繁快速转移，加剧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制造新兴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崩溃，正在进一步扩大全球的地域贫富差距和阶层贫富差距，就可知道这种“全球化”只是全球少数人的下一盘好菜。因此，重构亚洲与其说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价值检讨的问题，甚至是清理个人生活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重构一个美好的亚洲，与其说我们需要急急地讨论亚洲的特点、亚洲的传统、亚洲的什么文化优势或所谓经济潜力，毋宁说我们首先更需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追问自己深陷其中的利欲煎熬。佩索阿（F。Pessoa）曾经这样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费他整整一生的时光。”
我想，德里克和白永瑞两位先生倡导的“批评的地区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也许包含了这种广义的自省态度。
第三部分国境的这边和那边（4）
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l）在很早以前就期待过“世界政府”的出现。这种期待在当时还是诗意的预言，在眼下却已经成为现实需要的施工方案。作为一个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民族国家的疆界显然只便于对土地、矿山、港口的控制，当人类的经济活动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电子符号的时候，当人类的生存威胁也来自废气和毒气的飘流以及臭氧层破坏的时候，这种疆界无疑正在变得力不从心和陈旧过时，至少已经不够用。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控制，正如旧时的经济需要民族国家。各种“超国家”的地区政府或全球政府势不可缺，其出现大概只是迟早问题。作为同一过程的另一面，各种“亚国家”的地方基层主体也必将千奇百异——“一国两制”已启示了这种自治多样化的方向。这样一个由民族国家演变为全球多层次复合管理结构的过程，当然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的业务，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们就不操这份心吧。我只是对这一过程中的价值脉跳和情感潮向稍有兴趣，比如白永瑞由“东亚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