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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本开办万国博览会时，我们中国馆有个从左向右的横写匾额，被彼邦人士纷纷物议，认为失去了东方人的色彩，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大以为不当，当时已详见诸报端。」
这是一种阮大仁先生所称的「奋不顾身式」的雄辩，尤其请出洋大人助威，更使人一时眼如铜铃。但仔细一想，却疑问丛生，第一，「当时详见诸报端」，这是物证人证，但不知道这些报端有谁详见过，又不知道内容到底是啥，不敢随便肯定。但有一点却是敢肯定的，从左向右不但没有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恰恰相反，反而正是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才不致于瞎缠。第二，「传统」已经很明显的是从左向右，把目光如豆所看到的眼皮底下的现象，不分青红皂白的都当成传统，那么，飞机大炮、电脑原子弹，都是中国固有的玩艺矣。第三，「东方色彩」，就更奇怪，不知道啥叫东方色彩，中文从右向左是东方色彩，中文从左向右就成了西方色彩乎？中国人自己应有自己的道路，应有自己奋斗的目标，不是为了提供洋大人欣赏「东方色彩」而活着的也。真的是这样的话，台北高楼大厦和电梯、电冰箱，都该一扫而光。第四，主要的是，依正常的理性判断，日本一向是从左向右横写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对中国从左向右的横写，会发出「大以为不当」的反应。犹如日本老奶们从不缠足，能讥讽中国老奶也不缠足乎。对啦，提到女人缠足，那才真正是东方色彩，更是古老的中国色彩，我们是不是为了提供洋大人见识见识，就仍硬缠不放？说谎也得有点想像力，靠搬洋大人，似乎没太大用场。
正因为中国文字的结构，在基本上是从左向右的。所以，横写时从左向右，字跟字间的距离，容易衡量。如果从右向左，就非常难掌握矣。像从右向左的「中国万岁」四字，猛一瞧固然均匀停当，各就各位。但考察一下实际，当学问庞大之士下笔挥毫的时候，却是先写「岁」，再写「万」，又再写「国」，最后才写「中」的，这种逆流而上的写法，如果遇到长长的一大句或长长的一大段，那真能把人累死。我真不明白，当一个中国人，何必非如此辛苦不可乎哉。
有人主张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英文文法书，可以从左向右横排，其他的书则必须从右向左直排看起来这是一个折衷办法，不过仔细一想，问题又出来啦。其一，这是一种使中文分裂的办法，中文势将成两类：一类曰横写的中文，一类曰直写的中文（而在横写的中文中，现在又分为二：一曰从左向右的横写中文，一曰从右向左的横写中文）。一个完整的书法体制，从纪元前三世纪大一统，到今天已两千二百年，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向心动力之一，为啥用尽心机，非使它一分为二不可耶。只有我们的敌人，才忍心下这种毒手。其二，事实上除了数理化英文文法书之外，其他需要横排的地方，多如牛毛，即令一分为二，仍然乱七八糟，混淆的情形，更要严重。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比填起表来吧，「一二八战役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这即不是数理化英文文法书，又不能用相沿的直书（因为表是横格子的焉），遂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果坚持从右向左，就成了「一二八战役发生于」「日八十二月一年八三九一」。这种奇异形式，读起来能把活人气死。假如「国民身份证」「Ａ字第102984868号」，一旦从右向左，读起来就成了「国民身份证」「号868489201第字Ａ」，到了这种程度，读起来摇头摆尾，不但能把活人摇死，简直还能把死人摇活。
吾友沈君山先生曾有〈中文横写和维护传统〉一文，叹曰：「以现代眼光来看中文横写，若一律从右向左，那台湾便成了世界科学文明的孤岛。」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也曾在立法院院会上告诉教育部曰：「文字的改革与简化是必要的，否则将因文字书写的浪费时间，而相对的减少吸收广博知识的速度。而中文横写，现在尚无最后的规定，但横写从右向左，不但不合世界潮流，且文字中夹杂阿拉伯数字时，也极为不便。」
谈到文字改革与简化，事体重大，柏杨先生曾为提倡简体字坐牢，现在封嘴大吉，但中文横写应从左向右，却是历史的定律，再顽强的阻力，只能延缓它的实现，不能取消它的实现。俗语曰：「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任何时代都有反对进步的顽固份子，生在清王朝末年，他们就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剪辫子，反对放足。生在中华民国初年，他们就反对白话文，反对标点符号。生在现代，他们就反对文字简化，反对从左向右。而且每一次都使用发高烧的泛政治手段，磨刀霍霍，使人又怕又呕。
于此，奉告反对从左向右的学问庞大之士，谈学术最好单谈学术，如果一定乱罩，那么，贵阁下走路时，千万别先迈左脚。
中国面对着西洋文化的冲击，已不绝如缕，再不能不加珍惜，酱住它只有使它没落死亡。
文人无行乎？文人相轻哉
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一位是职业作家。有一天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言相加，教习詈作家曰：「你文人无行。」作家也詈教习曰：「你文人无行。」我本来英勇的从中劝架，希望爆发大场面的，但劝来劝去，看他们其笨如牛，任我怎么努力，都骂不出新花样，老是在「文人」这个小圈圈里翻筋斗，不由的兴起江郎才尽之叹。
两个家伙明明都是所谓的「文人」，却硬把自己身上的膏药，揭下来猛往对方脸上贴，大概对「文人」一词，印象不太好之故。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文人无行」这句话是谁发明的，真是鬼来之笔，成为克星。一旦惹谁冒了火，准飞来这四个字，雷霆万钧的套到头上，套的两眼昏花，招架不住，于是，「无行」遂成为「文人」的专利品，自己推也推不掉，别人抢也抢不去。
中国（其实洋老爷之国也一样）古时候，知识份子只是全民的一部份，而且是一小部份，他们治理国家，管理政府，干的都是不识字的人干不了的事──政府中也不断出现过不识字的高官，但只是少数，无碍于政治的运行，如果大多数都不识字，甚至全体都不识字，恐怕这个政府要下台鞠躬。小分裂时代一位后汉帝国老粗大将史弘肇先生，曾用充满了轻视的口吻曰：「笔杆有屁用，扞卫国家，全靠长枪大矛。」宰相之一的王章先生顶之曰：「没有笔杆，那些拿长枪大矛的人吃啥？」一个人的见解，往往受他的生活背景所拘限，史肇弘先生虽然最后爬到高位，但脑筋仍然酱在长枪大矛的阶段。
刘邦大帝所以高明，就是他具有超人的领悟力，对陆贾先生所说的话：「马背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立刻全部吸收。他如果认为只有长枪大矛就够啦，他建立的西汉王朝势必早完了蛋。辽帝国的皇帝耶律德光先生，就差了一截，他率领契丹兵团，打到开封，把后晋帝国那位荒唐的皇帝石重贵先生捉住后，拒绝重建政府组织，认为他那种原始部落「打草谷」办法，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结果激起人的反抗，把他赶走，不明不白的死在杀胡林。
所以中国历史上，知识份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官的知识份子，一类是当不上官，或还没有当上官的知识份子。前者谓之「士大夫」，被称赞为国家栋梁，后者就成了所谓「文人」。发明「文人无行」的朋友，我们可以确定他准是幸而当上了官的知识份子，对于同时往上爬，而屁股还没有坐上权力宝座的朋友，一千零一个瞧不起，就跟猪八戒先生，见了当年的同类一样，立即大展猪威，狠狠的筑上一钯，藉以表示他已非昔日凡品。昔日凡品则一律纳入文人系统，简直臭而不可闻也，臭而不可问也。
于是乎没有当官的知识份子，凭空被插上「文人」的标签，成了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全身暴露，纵然是流氓地痞下三癞，以及假冒伪善的烂货，都可随时随地踩上一脚，詈曰「文人无行」而不愁后患。盖笔杆固然可以治理国家，短兵相接时，却不能使对方头破血流。
「文人无行」的节目，写起来能写一火车，轻一点的像司马相如先生勾搭小寡妇，韩寿先生勾搭宰相的女儿。重一点的──其实根本没有重一点的，没有当官的知识份子一旦能狠狠的把对手干上一记，那他准已经大大小小至少是个官矣。呜呼，作恶并不简单，不断的作恶更是亨字辈的特权，没有当官的知识份子，手无寸铁，坏一次良心就可能连老本都全部报销，没有坏第二次良心的机会。不过即以司马相如而论，勾搭不勾搭固然在男主角，但卓文君女士也不是幼稚园小班，接受不接受她自有主意，既接受矣，便是恩爱夫妻。如果正义之士坚持那仍是「无行」，那么他就得庆幸他阁下的老爹，幸亏有这种「无行」，才能娶到老娘，精彩的生下了他。至于韩寿先生，那更冤枉加三级，事实上是贾小姐先向他下手，只因韩寿是个没有当官的知识份子，就得背上这个黑锅。
天下勾搭女人最多的，莫过于皇帝。说他勾搭，未免过度温柔敦厚，绝大多数都是霸王硬上弓，搞的各级官民，家破人亡。玩腻啦一脚踢开，还杀之刮之，甚至连全家全族都要赔上老命。又有哪个正义之士，敢龇牙说一声「皇帝无行」乎哉。同样一件事，没当官的知识份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