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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爽女士的自传──《爽》，是中国式的《邓肯自传》。这位当代年轻的女画家，她在中国大陆红色王朝最嚣张的时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度过她的童年，从她那稚嫩的小脑袋里──，所反映的大人世界，在她描述亲情变化的文字里，流露出对大人世界的困惑。她不能理解她的舅舅对姥姥（儿子对娘亲），为什么那样无情？姥姥对她舅舅（娘亲对儿子）为什么仍然充满了宽恕？父母对子女的爱，成为开遍社会主义花朵的大地上，唯一的一点残存的真爱。使这个青春少女，什么都懂，也什么都不懂。结果，她怀了孕，结果，她堕了胎。做出了当时社会中（那比传统礼教社会更为严厉的社会主义社会），所绝不允许做的事。她学习画，交男朋友（西方意义的男朋友）。最糟的是，更交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白肤色的西洋男朋友。在李爽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一个野生动物在那危机四伏的旷野里挣扎狂奔！结果可以预见。她被认为是叛逆，于是整个国家机器制裁她。她被指控为流氓、无业游民，最后被逮捕、被囚禁、被羞辱。国家告诉她：法国男朋友白天祥喜新厌旧，已抛弃她，远离她而去。李爽拒绝相信，她在那可怕的劳改营里，每天看到那些女犯人，在极端无人性的狭小天地，做出种种没有自尊、非人性的行为。她简直要神经崩溃了。但她没有崩溃，信心和爱心救了她。
那是一九八○年初期，李爽当时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我和我的妻子正在巴黎。我们找到了白天祥，他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一口流利的华语，他把他所能带出来的李爽的画，一一展示给我们看。而法国人是一个包容性强，非常可爱的民族，他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营救李爽。我们看到贴满街头的法文和中文并列的营救标语，这个来自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发源地的年轻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我们：「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党吗？对中国人而言，交外国朋友有罪吗？」因为这个时候，共产党正在大肆攻击法国外交官勾引中国女孩，而法国营救李爽的行为，被指为干涉内政。
无论如何，李爽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女孩之一。千万杰出的女性，她们死在屈辱悲苦之下，没没无闻。因为法国努力不懈的营救，李爽不但出狱，而且到了法国，和为她奔走、救援她的男友结婚，而且继续她的绘画。当红色王朝逐渐变白的时候，已是多年之后的事。某一天，她带着她的丈夫，回到当年备受折磨的祖国故乡，接受所有朋友的祝福，这些祝福，包括我们的祝福在内，相信她会开拓更广大的天空。
现在，再把我们的祝福，转化为《爽》书序文，赠给李爽！
──一九九七？一二？台北
附记：为李爽着《爽》所写序文。
第十卷： 凤凰集
提要
《凤凰集》共三十五篇。本书主要叙述两大冤案及作者在《梁祝》上演之后的观感。「两大冤案」指日本的吉田石松狱案和法国的屈里弗斯冤狱。作者详细描述两案经过，在其中，政府官员自以为「政府就是对的」心态，牺牲了清白的良心，作者特别指出正义是不可违背的；还有为蒙冤者申诉的人士，其高尚的勇气与不畏强权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镜。《梁祝》电影上映之后，得到许多热烈回响，柏杨却一反常态的称其观众为「半票观众」。「半票观众」之称由「半票读者」演化而来，乃指观众的情感「犹赖在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其所指责的是观众稚嫩的心态；「盖半票朋友欣赏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声和色，再往深处，便领略不动矣」，此种看法曾引起轩然大波，但对于本国艺术欣赏的层次则应有所提升。另外，《梁祝》故事引自「七世夫妻」的传说，隐含了「争取婚姻自由，和对黑暗社会的反抗」，这是青年男女在「吃人礼教」下争取的喘息空间。作者再一步引申，「……民间最崇拜的七世夫妻，他们都是被迫而起。用自己的终身幸福和生命，向恶势力挑战，恶势力不仅指社会上那些不相干的人，也包括自己的父母」。七世夫妻「向恶势力挑战」的精神，与本书前两大冤案的意义相合，这种无畏的精神正是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警政新猷
俗云：「有志不在年高。」同样的，有志亦不在内行外行，天下再复杂的事，遇到肯用心的朋友，都会变的简单明了。大概是气数使然，有些中国同胞似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颟顸而横蛮，所谓眼前欢而地头蛇是也。一旦权势在手，最初几天，天老爷还是老大，他是老二；过了几天，他就成了老大，天老爷却成了老二矣。干警察的朋友往往冒出这种嘴脸，小民固然叫苦连天，便是警察朋友本身，也没啥收获。问题是，历届警察首长却一直视若无睹，是何故哉？说来无啥奥秘，自私心作祟和权力中毒，使之头昏脑胀，脑胀头昏也。
台湾省警务处现任处长张国疆先生最初就职时，说实在的，一度使人紧张，盖大家含着眼泪，伸长脖子，天天盼，夜夜盼，好容易把前任处长郭永先生盼的卷了铺盖，却又来了一位和郭永先生同行的朋友。呜呼，以军尚可治政，当然可以治警。但小民们心头固直跳也，不知道再搞下去，还有啥更奇异的场面出现。然而，前已言之，有志不在内行外行，张国疆先生自到任后，一连串警政措施，和从前都不一样，而尤以最近两件事，使我们大为震惊，一曰：「宁可不破案，也不准刑求。」二曰：「警察唯检察官之命是听，不得喧宾夺主，擅自行事。」
张国疆先生说不准刑求，并不是说从前没有人说过不准刑求，从前当然有人说过，而且说过的家伙多啦，但都没有说到痒处。记者前去访问时，该家伙信口开河，油腔滑调，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啥。而张国疆先生则深入而中肯，报载他在台湾省议会上答覆质询时，曾曰：「警察宁破不了案，也不准刑讯。」这是上帝特别赋给他的一种高贵灵性。柏杨先生府上曾一连串被窃被盗，报到台北市第四分局，他们一听说柏老受了损失，真是上天有眼，不禁大喜，自然捉不住小偷，追不回失物，我自然也怨声载道。但我宁可永不破案，也不愿他们随便抓一个可疑的朋友，把他打的屎尿满地。即令把我丢的东西全部打出来，我也认为那比不破案更为可耻。古圣先贤专门喜欢在文字上用工夫，发明了「无枉无纵」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说来容易，做起来恐怕难上加难，反而成为暴戾份子的藉口，而把「无纵」放到第一位，成了破案第一，修理至上。柏杨先生举起巨手赞成张国疆先生的主张。呜呼，宁可错杀一百，不肯错放一人，是狗彘主义的干法，凡是人类，都不应允许自己变成狗彘也。我们希望的是：宁可错放一百，万勿错杀一人。人民垂泪跪恳的愿望，张国疆先生抢先言之，仅只有此一念，便可成佛。
第二件事做的更为感人，盖宁可不破案，也不准修理，是技术上的痛切改进，而张国疆先生顷又正式以公文规定办理刑事案件时，要受检察官的节制，则是观念上和本质上的痛切改进。该项公文说的明白：警察人员虽然兼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身份，自有责任协助侦查犯罪，但无论如何，警察机关乃是辅助机关。按道理说侦查犯罪这项工作，应由检察官主持才好。可是道理是一回事，实行又是一回事。警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往往以包饭的姿态出现，大展抱负，把天下当作己任，从头包办到尾，非弄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不肯移送法院。如果不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便使出手段，灌凉水，上老虎凳，拳打脚踢，疲劳轰炸，全部修理学出笼。盖一则面子有关，二则也觉得没有尽到职责。
而今有正式命令矫正这种毛病，这不仅是张国疆先生个人的贡献，也是中国警政史上最具有革新意义的一页。盖到处都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朋友；只讲力量，不讲是非，只有瓜才把已经吞到嘴里的巧克力糖吐出来。若换了柏杨先生当警务处长，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决不会把包办伙食的差事和平出让。张国疆先生能在这一点上有此严正的措施，有此恢宏的胸襟，看起来不是每一个官都教人失望。
除了上述两件大事，柏杨先生还听说点别的。新闻界很流传一件有关张国疆先生大魄力的消息，说他自接任处长之后，便聘请律师，吩咐他的部下，如果有新闻记者胆敢乱发消息，或诽谤，或诬陷，就马上提出控告。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从前曾经有过警察轰轰烈烈告记者的事，好像是真的，可是后来每件案子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又好像不是真的。我倒十分愿意这件事是真的，盖警察固不能随便整小民，记者也不能随便整警察。目前警察受了委屈，似乎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算啦算啦，老子忍下你的鸟气，只要我有的官做，受点气算屁，啥攻击啥指责我都不在乎。一是气的暴跳如雷，七窍生烟，甚至大病一场。正派的心灰意懒，不太正派的则和小流氓接接头，看看能不能揍他一顿，或捅他一刀。
反正是无论如何，警察受了欺负，或受了侮辱，而不能公平光明的伸雪，是国家的羞辱，也是社会的定时炸弹。小民们对警察一向一视同仁，偶尔有个警察告小民，真能把人的牙都笑掉，遂养成双方面的冷战和仇视。柏杨先生誓死拥护请律师告状的政策，过去那些政清讼简的时代，只能适合农业社会，工商业社会如果再用那种腐败的老脑筋去赞扬息讼，真是杀人不见血的凶手。既有争执，就需要有人替他解决；既有纠纷，就得分辨是非。一味粉饰太平，是作官的干法，不是作事的干法，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