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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忠，还记不记得你要我发誓不走？」
「当然记得！」他搓着手。
停了一会。
「可是你仍不声不响走了，」他说，「你走得对！」
「如果我听你的话留下来……」
「不堪设想，」他嗫喃说，「不堪设想！」
「我差一点被你的热情感动，你解放后遭遇怎么样？」
李思忠先生在三反五反时，上级要求大家批评，保证「言者无罪」，李思忠在开会时遵照上级指示，鼓励他的同僚发言，可是领导官员却把他叫去，要他说出谁和谁说些什么？李思忠拒绝作这种卑鄙的事，于是他就被揭发是地主阶级反党反人民，把他贬逐到外地，对他「无产阶级专政」十年之久。
马克斯先生地下有知，如果发现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到了中国，竟被酱成毛泽东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定羞愧难当，说不定会从棺材里爬出来，落荒而逃。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权大爷对无辜小民的一种凌虐手段。每天教李思忠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眼睛看着地面，有时脖子还挂着一个牌子，上写「我是个反动派坏份子」之类，这就是「专政」。不过，这在「阶级斗争」中还是属于轻量级的，李思忠被专政十年，家破人亡。人生，多么难测！
我请他到北京著名的个体户开设的豆花饭庄晚饭，豆花饭庄不但是北京最昂贵的餐厅之一，恐怕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餐厅之一。结账的时候，发现要付七百元，对一个国外游子来说，七百元不算什么，可是看见北京朋友面对账单露出的震惊脸色，我忽然想到，七百元是一个中级官员六个月的薪俸，不禁嚎叫起来。
然而，这一桌昂贵的菜肴并没有浪费，因为它使我听到一位知名的电影明星，和一位知名的鱼类学家间一席精彩对话。原来，大陆名演员刘晓庆女士也在那里，经朋友介绍，她和她的一位朋友就和我们合成一桌，我虽然不晓得刘晓庆女士，但朋友在介绍中已说得很明白，她是大陆最有票房价值的明星之一，而且演技精湛，成功的扮演了很多角色。可是，坐下不久，李思忠就露出他老学究的面目，他悄悄问我说：「她是谁？」虽然悄悄，大概耳朵有点背，习惯大声的缘故，香华首先听到，惊讶说：「你不知道她？」李思忠说：「我不知道！」香华说：「她就是刘晓庆？」李思忠说：「对不起，我不知道！」香华说：「她在大陆鼎鼎大名的呀？」李思忠满脸通红，忸怩起来，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不看电影？」他说：「四十年没看了。」我说：「那么，你也应看看电视？告诉我电视机是圆的是方的？」他沮丧的说：「很多年我也不看电视。」
中国的前途，建筑在这些埋头苦苦研究的学者们的身上，但刘晓庆对于天下竟然有这种书呆子，显然不能相信，她说：「全中国我的绯闻跟江青齐名，你怎么不知道？」李思忠窘迫得简直要呓语了，他说：「不知道！不知道！」刘晓庆女士正色说：「我在演艺圈里，是代表青年思想，你不知道我，大概是不关心青年！」
席散后我们送李思忠回中国科学院宿舍，我说：「思忠，你有没有电视机？」他说：「有有有！」我说：「抽出时间，多看一点电视！」他说：「是是是！」他的背影在一片林木中消失，我想到自己，我自己也很少有时间看电视，嘲笑别人是太容易了。
统战部申冤
平反不平反本没有关系，但大陆是个随时会变化的社会，就非常有关系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就在北京饭店一楼走廊，我匆匆出门时，和迎面而来的一对夫妇交臂而过，忽然间，听到那位夫人叫：「柏杨！」我大吃一惊的停下来，回头寻觅声音，原来是张颖女士和她的夫婿章文晋先生。这真是难得的再逢，世界的运转，竟是这么奇妙，一九八四年时，章文晋还是驻美大使，张颖女士到爱荷华探望参加国际作家协会的大陆作家（国民党的外交官绝对没有时间做这种无聊的事），我们谈得很是融洽，尤其当我知道对日战争时她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我那时在重庆当流亡学生，有共同的回忆，自然更为亲切，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跳舞，聂华苓在旁拍下照片，大喊大叫说：「柏杨，你这次可是完了，我把这张照片送到台北，就够张香华往牢房送饭忙了。」后来，我们一块到迪莫爱城参观，回程上，坐在一起，她向我询问台湾情形，我本来要作介绍的，偏偏就在那时候，雷根先生竞选连任总统揭晓，车上喇叭热闹非凡，我讲的话她都听不见，只好闭嘴。第二天，他就回华盛顿，邀我到华盛顿时去她家，她包水饺。
「可是，」现在，我睁大眼睛问，「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是我？」
「你长得和英若诚一样，既不是英若诚，当然是柏杨。」
英若诚是大陆名演员兼文化部副部长，八四年在爱荷华时，我们共同参加一项座谈会，我是主讲人之一，可是英若诚先到，负责招待的同学，就把应该给我的一份资料，全交给了他。朋友们曾开心的说，他可以拿我的护照到台北祭拜他父亲英千里先生的坟，我可以拿他的护照到北京他工作单位上班。
张颖约我们星期天到她家晚餐。
「上次请客没有请到，」她说，「这次补请。」
章文晋先生是一位文雅书生，住宅是张勳旧宅的一部份。张颖告诉说，她本来邀请几位文艺界朋友，但差不多都到苏州开会去了。但我仍有幸的再度看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会长冯牧先生和剧作家吴光祖先生。章家的客厅和餐厅相连，章文晋卸使大会回国后，转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可是他那实在不算宽敞的房子，却十分简朴，沙发也略嫌陈旧，跟外界所传，中共高官都盖世奢侈，绝对不同，比起在美国的生活，我真怀疑他会不会有委屈之感。张颖和她的女儿亲自下厨，香华要去帮忙，她都拒绝。
那是一顿温暖的相聚，我在他们夫妇身上，看到中共领导这个庞大国度的潜在能力。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和香华还另赴两次宴会，不过说穿了有点颇难为情，因为事实上，他们是被迫请客的，一是统战部，一是民主同盟。到北京的第二天，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晚宴上，他们问我有什么事需要帮助时，我说我想去统战部请愿，也想去民主同盟门口摄影留念。过了一天，就接到两个单位首长的请帖，同在十月三十一日，统战部在中午，民主同盟在晚上。
统一战线是中共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所以国民党一想到统战就精神紧张（国民党明知道统战厉害，它却学不会，这是功力问题）。我在台北就决定拜会统战部，有些人对我自投罗网，竭力反对。但我不在意统战，如果真的被它统过去，又有何妨。我的朋友戴瑞生先生，在国立成功大学教书，家住台南市四十年之久，直到今年（一九八八）才去美国一趟，探望儿子，之前从没有离开过台湾，可是一九五一年，他那位住在原籍山东省金乡县的姐夫周玉廷，却忽然被捕，人民政府宣称：接到正确情报，戴瑞生潜回大陆，周玉廷秘密掩护，通匪有据，要周玉廷交出戴瑞生，他当然交不出，因为戴瑞生正在台南教书，在苦刑拷打下唯有呼冤，这在台湾称「坚不吐实」「空言狡展」，在大陆称「顽固不化」「向党进攻」，最后执行枪决。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瓦解后，家人申请平反，十年有余，都没有下文，人既过世，平反不平反本没有关系，但大陆是一个随时会变化的社会，家人恐怕再来一次运动，招来滔天大祸，所以戴瑞生托我办这件事，我愿为他申诉。（我想到我自己的牢，又向哪里申诉？）
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先生作东，还有处长王善福先生；他们可能认为我要谈版税的事，所以还邀请国家版权局司长沈仁干先生作陪。我申诉金乡冤情后，香华接着申诉她的请求，她姐姐原是印尼华侨，中国和印尼断交后，遣送回国，被安置在云南省宾川县宾居华侨农场，姐姐的女儿（香华的外甥女）李玉娴，和李玉娴的女儿，经过多少年的挣扎，终于到了香港，可是李玉娴的丈夫和儿子，却不能出来，母女在香港食宿无定，父子困在大陆焦灼不安。香华恐怕李玉娴母女会遭到意外。王善福先生说：「你们找对了地方，国家太大，无法照顾周全，海外同胞亲友的困难，我们一定会全力相助解决。」
加入民主同盟
我痛苦的哀号，把前额撞到地上，咬住牙，我哭说：「我招供，招供！」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台北站三张犁侦讯室，我参加了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民主同盟」。
在那约有六个榻榻米的侦讯室里，我已被日夜不停的疲累审问两三个星期之久，靠墙是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当时尚是调查员的刘展华先生，坐在桌子一边，我坐在他对面，那是初夜，差役刚把我一口也咽不下去的晚饭拿走，刘展华继续他辛苦的审问工作，一支耀眼的灯光正对着我，所以他身子藏在黑暗里，一分钟前我依稀能辨识的温文祥和的笑容，突然消失，他吩咐我说：「把手压起来！」我遵命把双手压在大腿下面，他迅速的拉了另一副不祥的面孔，我急忙把手移到臀部下面，他凝视着我，嘴角轻轻撩起，问我到底参加过什么叛乱组织？这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我曾经回答参加共产党，刘展华先生冷冷的说：「你想欺骗是不是？你在民主学院受训，却参加共产党，你把我们当成傻瓜！」今天仍是这个主题，我的双手开始发麻。
「柏老，」刘展华说，「逮捕你不逮捕你，权在我们。能不能打开大门大踏步走出去，权在你手。你只要坦白，就立刻可走。像你这样的匪谍，永不会了解我们三民主义信徒的高贵情操，我们以诚待人，只要你肯合作，我人格保证，像刘科长说的那样，你就跟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