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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感谢我没有师承，我如果有师承，说不一定早被活活酱死。
儒家是复古主义，这是必然的，如果不复古，所有的「大儒」「小儒」，都没有饭吃了！但如果预测中国没有儒家，历史会怎么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不可能得到公信的结论。只能说，中国弄到今天这样的黯淡停滞，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思想不可定于一尊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承传了儒学，造成了「中国的酱缸文化」。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有人说这个观点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不知高见如何？
酱缸文化的形成，儒家只是主要原因，不是唯一原因。一个文化的形成元素，非常复杂，好像到底是鸡生蛋？或是蛋生鸡？难以一刀两断。我们只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中国儒家也好，日本神道也好，阿拉伯伊斯兰教也好，西方基督徒也好，只要它定于一尊，没有竞争，不容质疑讨论，他就会丧失生命力，沉淀为一种酱缸，僵化停滞。这跟「以偏概全」毫无关联，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把它们硬拉在一起！
我真希望有人告诉我「全」在哪里。
当然会改观
儒家经典的全部教训之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柏杨先生认为如果大家都如此安贫乐道，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如果「四书五经」的价值体系，不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的脊梁，中国二千年来的发展是否会全面改观？
这又是一项假设性问题，我们的回答依旧：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轨道，那么轨道改变，社会当然会改观，会出现另一种型态，可能比现在的情形好，也可能比现在的情形糟。
他们常常气得大怒
熊十力先生认为「儒家经典迭遭窜改」。经典的窜改或伪经的大量出笼，是否来自定于一尊？
熊十力先生不过是儒家系统里一个注解家，和一个文字考据家而已。任何经典，包括儒家经典，被后人窜改，无论是出于适应时代，或者出于政治利益，都是学术专利的霸道作风。任何人的言论经过若干时日，往往和社会脱节。必须重新评估，这本是平常的事，偏偏中国人的「崇古」与「定于一尊」情结，使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儒家思想说成是历千秋万世都不变的至理，就无聊加三级。
进入二十世纪民主时代，有些儒家学者，自己都觉得脸上挂不住，就先靠窜改标点来自圆其说。儒家经典上有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对人民，可以教他们去做，但不必使他们知道理由。）这正是西方「有思想的奴隶是危险的」东方版。这个句子被改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人民听从支使，就支使他们。人民不听从支使，就教训他们。）就是一个例子。
研究经典的真伪或窜改，属于考据学问，既专门又复杂，不必整个学术界全体投入，我们不该被轻轻松松一句话：「那是假的。」就把真正造成灾难的原因，轻易的忽略掉。一些左派学者指出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希望为共产党洗刷。我的回答是：「假社会主义已把中国人害到这种地步，真社会主义中国人怎承受得住？」他们常常气得大怒。欧洲的表现有高文化水准，群众在街上游行，高举马克斯肖像，上面写着向人民的道歉：「对不起！」
我希望任何一个人，都应有胆量，当经典错误的时候，勇于批评经典。
忽然有人大喝一声「它是假的」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所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或「阳儒阴法」的政治制度，使得儒家背了两千多年的黑锅。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若如上所说，中国为何一直无法脱离「人治国家」的诅咒？
纪元一世纪时，西汉王朝第十任宣帝刘病已，就曾指出西汉王朝的政权，本质上是法家，后代也屡有「外儒内法」的说法。我认为这说法之所以盛行，只是儒家为法家提供了一套可以执行的理论基础，自己却没有能力执行，只能一直充当外衣。再者也说明二千年来，儒家的功能充其量只能维持一个伦理社团，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否则何以一直附丽在法家身上？两千年都不能实施的空论，怎能用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是否真的，或儒法的比例如何，都无法为儒家卸责。「阳儒阴法」即令属实，也不能证明儒家替法家背了两千年黑锅，因为它本身就是黑锅。
诚如先生所言，如果中国二千年来所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那么现在中国早就成为法治国家了，为什么还是人治？实行了两千年之久的儒家式的专制，实行了五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式专制，千万人头为维护它们而落地，千万孤儿寡妇为维护它们而大放悲声，只因为被人唾弃，忽然有人大喝一声宣布说：「它是假的！」就打算把过失一笔抹杀，要重新来过，岂不使人毛骨悚然！
儒家是陈旧药方
在中国，权＝钱，天理、国法、人情，都抵不住权势。这是不是「人治＝德治」主义的后果？如果树立法治的国家，「权＝钱」，或「权＝知识」的现象是否可以风消云散？
「权」跟「钱」相通，是世界性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金钱决定一切，有钱的大爷藉着民主制度，透过选举，掌握权力，然后，再把权力转化成为财源，没有权就没有钱。社会主义国家，则权力第一，有权的大爷藉着无产阶级专政，透过国有财产制，累积财富，再用财富巩固并扩张自己的权力。──反正是，人一旦陷进「权」和「钱」漩涡，就有了麻烦，千万圣人绞尽脑汁，想解决二者造成的不平，纷纷失败。人，虽自称为万物之灵，看来智慧有限。
文明国家对「权」和「钱」都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约束，使它不至发飙「狂奔」，因为发飙「狂奔」的结局，一定是栽倒在地，七窍流血。在政治上，就是引起穷人和平民的反弹，掀起革命。这种自我约束，在日本神户、兵库大地震事件中，充份呈现。我敢肯定，如果换了我们中国人，一定做不到。
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是软弱的，带有原罪，受不了「权」和「钱」的诱惑，所以制定法律，作出种种防范限制。中国古人一直希望出现「真命天子」，今人则一直希望出现「英明领袖」，从不敢想像用法律限制「真命天子」和「英明领袖」的行为。有一年，台北市政府要重罚违规的车辆，就有酱缸蛆之类的人士，大声斥责，要求应该沟通才是，不应动不动就罚，结果台北的交通到今天都混乱不堪，每天都有撞死人、撞伤人的报导。「德治」是个童话，专门说给智商还没有成长的学童听的。儒家那一套，治理中国两千年都没有治理好，竟然还有人认为那帖古老的药方，今天仍然是万灵丹。对中国人而言，岂不是遇到劫数！
日本曾羡慕改朝换代
古代罗马帝国的统合原理是「罗马法」。这一点同秦帝国一样。可是历代中华帝国的统合原理是以天子为顶点的，定于一尊的德治思想。如果没有定于一尊的德治思想，中国是否还能维持统一国家的局面？如果秦代自始皇开始一直传至万世（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中国是否自二千多年前已同古罗马一样，会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如果自嬴政大帝起，一直传到万世，不见得会跟罗马帝国一样，恐怕会跟日本帝国一样。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真是政治学上一大奇蹟，对不断改朝换代的中国人而言，简直无法了解：在一个什么契机下，产生「万世」理念，建立「一系」制度？先生对日本历史比我清楚，一定知道日本有些学者，曾经羡慕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认为不应该「万世一系」。
「罗马法」所以建立权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构成族群太多，如果不用固定的标准，便会激起动乱。法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平等，不受欺负，这才能维持社会稳定，所以《圣经》上的保罗，虽是一个小人物，他在本籍巴勒斯坦被判刑后，仍可以连同差役，飘洋过海，到罗马上诉。当时的中国是单一民族──中华族（汉族），又有儒家的德治，不可能发展出法治的社会。
美德都在书上
在《柏杨语录》中，最使我拍案叫绝的一句，莫过于：「你说，中国人有美德！请问，中国人的美德在哪里？都在书上。」这一句话实胜过万言书。对于挖出中国伦理道德的本质，如此简洁明了的至理名言，纯属首闻。类似此言，不知有无前例？
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