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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美枝女士对李森先生的爱情起初当然是无价的，但后来在贤明的嫂嫂帮助之下，她的那份爱情就有价啦，价钱是三万元。报上说，当王春瑷女士跟她谈及要她让出李森先生时，她泪流满面，痛苦应允，这是一种崇高的气质，也就是我们所歌颂的「爱是牺牲」的情操──我说这些，不是说她肯自我牺牲就对，不肯自我牺牲就不对。她如果强烈表示不肯出让，固也是对的也，她爱他既爱得真像她和她嫂嫂说的那么深，兼那么紧，她就不应该应允。换了柏杨先生，我宁可家破人亡，宁可冒天下人的拳头，我都不会放弃，拚着老命也要周旋到底，为她而死，为她而亡，呜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痴情照汗青」。
不过问题是，既然已经宽宏大量放弃了矣，就应该一直保持这种高贵的度量，我想刘美枝女士是有这种自我牺牲决心的，可是嫂嫂大人比较有学问，她就只好反过来要李森先生拿三万元。拿三万元我不反对，不要说三万元我不反对，三千万元我都不反对，盖这已不是爱情问题，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爱情有了价格，可以出卖，便只是看货出价问题矣。
于是，刘美枝女士适时而适度的自杀之后，不再是爱情的纠纷，而是债务的纠纷啦。李森先生如果早付了三万元，她还自杀不自杀哉？就是现在吧，李森先生弄了三万元，限时专送，送到刘府，她还到处请愿不请愿哉？有些人疑心她自杀的目的不是争取爱情，只是在索取那三万银子。这种疑心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肚，但事实又真的有点像，怎能不教人泄气乎。
那位聪明的嫂嫂对记者们说，当初提那三万元，明知道李森先生拿不出来，只是为了教他知难而退，转回来再爱她妹妹。这话有没有道理是另一回事，但刘美枝女士已坚决表示不要嫁那个人面兽心啦，则李森先生想转回来再爱她也不行啦，剩下来只有一条路摆到面前，那就是，除了乖乖拿出三万元，别无他法。咦，三万元的魔力大矣，有此三万元，刘美枝女士不致自杀，李森先生不致变成「始乱终弃」「人面兽心」；没有这三万元，他遂逃不掉「喜新厌旧」「一意孤行」「不堪为人师表」。
三角纠纷的症结只不过在三万元上，如此而已，泛道德论和代数学专家急吼吼而吼吼急，恐怕是有点表错了情。
前天接到一位署名阙先生的来信，指教了几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柏杨先生所提的读者来信，原来都是假的，文曰：「常看到你佬把读者的来信照登出来，我们知道不一定有这么一个读者，亦未必给你佬去过信，反正你佬用这个方式，亦是一种表达的办法，也就无可厚非啦。」不称「老」而称「佬」，视道貌岸然如大作子，已够不敬矣；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肚，说读者来信彷佛全是捏造的，就未免太明察秋毫矣。记得有位朋友，在某报当副刊编辑（现在他已经不当啦，请勿乱猜），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不知道怎么搞的，得罪了他，他就不动声色，给他来了一个腰斩。不是把人腰斩，而是把文腰斩。腰斩之后，读者老爷纷纷来信责问，有的还以停报恐吓，而该编者老爷固无动于衷也，冷笑曰：「我干编辑三十年，投稿三十年，啥花样不知道，随便找两个人写写信，老套子啦。」结果如何，不必管他，我们只管他的「冷笑」就行矣。一个作者如果依赖自说自话窝里捧，其文便不值钱，即令编辑老爷不腰斩，他也会买一把大刀自己腰斩。而一个编辑兼作家老爷，如果有这种亲自下手的光荣经历，因而推想别人也同样如彼如彼，就未免太头皮痒啦。夸
柏杨先生写这些，不是要向阙先生争取不平，而是又有信需要答覆，联带想起来这么一个学说也。现在要答覆的是一位「恕不具名」的限时专送，不但恕不具名，也恕不具地，不过邮戳却是「台南，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四月二十八日，庚四」，我们且称之为恕先生。
恕先生第一个要求：是要我心平气和的看。第二个要求：是要我不可把他的信原文照抄发表。呜呼，凡是先要求对方心平气和的，一定自信他具有使对方跳高的本领。关于这一点，敬请恕先生放心，再厉害的信我都不会跳高，盖跳高乃年轻人的事，对于老头，不会有如许大的威力也。至于要我不照抄原信，遵照无误，柏杨先生所以要照抄原信，一则照抄原信可以不用大脑，而稿费照算。二则我不愿被人误认为我在断章取义，盖我最反对断章取义也。照抄而研究之，读者老爷就可发现是不是以偏概全矣，如果我是在断章取义，读者老爷就可青脸曰：「这老头瞎搅个啥？」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则大家都无所遁形。
恕先生第一件事反对节育，曰：「你谈人口节制，我以为如果政府不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话，那是十全的对，而且是一篇绝妙大论，正如马尔萨斯人口论，如果人类是没有智慧的纯生物的话，是十全的绝妙大论一样。」正因为人类是有智慧的，才困而知之，被迫想出来节育之法，如果是畜生之流，便无法节育矣。而反攻大陆，要靠科学与头脑，不全靠人口。如果全靠人口，那就糟啦，台湾一千万人拚命猛生，能超过大陆六亿人口拚命猛生乎？当初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北伐，其人数比全国军阀要少得多，你说那是以人多取胜乎，抑以主义取胜乎？这些往事，不但恕先生应想一想，凡有识之徒，都应想一想也。
有摇头之意
恕先生第二点曰：「你说：『我不是说李森先生的行为是对的，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柏杨先生暨蔡凤鸣先生均不能例外。』这么一来，难道我也可以如此说：『我不是说贪官污吏的行为是对的，要知道贪污爱钱是人的天性，我暨你均不能例外』吗？实际上对于一个犯错的人，应当给予适度的指责和劝勉，更进而给予私下的安慰，以使他能改过自新，至于过份的责骂与虐待固属不当，可是公开地指责舆论不对，更是罪恶。」
恕先生这一段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问题似乎也就出在泻得太快上，最主要的，喜新厌旧之为人类天性，不知恕先生同意不同意也。正因为人性是喜新厌旧的，所以儿童玩具需要不断更换，一个漂亮而价值连城的洋娃娃，玩上三天就不玩啦，对于刚到手的一块烂布却视如至宝。恕先生留神观察没有，你的男女公子，一听说穿新衣戴新帽，就会笑得小嘴合不住，难道他们都是人面兽心，衣冠禽兽乎？男女之间，喜新厌旧的心理，尤其强烈（当然啦，圣崽例外），故爱情需要双方不断的努力培养。有两种古老的心理焉，一种是两人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好啦，我已经受到舆论的保护，你不娶我，我这么一闹，你就成了「始乱终弃」，非垮到底不可。另一种是，两人结了婚，也同样好啦，双挂号兼铁板钉钉，我也已受到法律的保护，你敢乱动，你就成了「水性杨花」，教你吃不了兜着走。
柏杨先生只是提醒年轻朋友注意到这种天性，并研究适应这种天性之法。爱情也好，婚姻也好，一旦弄到纯依靠舆论和法律来保护，恐怕是保护不了也，至于「贪污爱钱」，则恕先生的大前提错矣，那是后天的玩艺，不是先天的玩艺也。然而恕先生主张对一个犯错的人，不应过份责骂虐待，正是柏杨先生的原意，看起来我们固是站在一条线上的。而柏杨先生尤其主张对于年轻小子，更应特别宽大；加到他身上的责罚，不应超过他应得到的，更不能用代数学去乱代。而世人对一个人的评论，更不应两值分类，恕先生以为然乎，至于：「过份责骂虐待固属不当，公开指责舆论更是罪恶。」这是中国酱缸里特有的「各打五十板学」，过份既然不当，却又不允许指责，则过份的朋友有福矣。再则，「舆论」有啥神圣之处，不可以指责？又有啥特权之处，不允许指责？恕先生说不应公开指责，彷佛私下指责倒是可以的，呜呼，只有公开辩难，才光明正大；暗下毒手，算啥英雄好汉乎哉？
最后恕先生曰：「你现在的境遇已经好转了（你自己说过），而还在写那些强词夺理，不三不四的文章惑众，真不可原谅。你以后再发表言论时，要能秉着公正的超然精神，并依据真理，不要再为了迎合部份人的某种不满心理，而不惜强词夺理，颠倒是非。」
这就是说，凡是合乎有识之徒心意的，才是「公正」「超然」「真理」；凡有识之徒不喜欢的，或踩了有识之徒痛脚的，就是「不公正」「不超然」「非真理」矣。这种越窗报案式的论断，忍不住还是要照抄如上，以供欣赏，并垂千古。
吾友萧伯纳先生曰：「世界上讨论婚姻的无稽之谈，多过任何话题。侈谈爱情和坠入爱情一样的容易，而且更不能宽恕。」盖年轻人结婚也好，恋爱也好，都是凭他一时的感觉和见解，没有谁是按书行事的也。不过也幸亏没谁按书行事，否则的话，他简直结不成婚，也恋不成爱。盖这一类的教条多如牛毛，看得多啦，寸步难行，最主要的还是大家所讨论的，往往和实际并不符合。吾友高尔基先生在他的《托尔斯泰回忆录》上，说了一段故事：有一天，他阁下和柴霍甫先生，在克里米亚海边散步，瞧见托尔斯泰先生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两位大作家蹲到他身边，没谈三句就谈到女人，只托尔斯泰先生一直不说话。到了后来，可能是忍不住啦，也可能是高柴二公缠他缠得没有办法，他曰：「我现在啥也不说，要我说的话，必须等到我已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