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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措施是有历史性意义的，台湾各地电话簿，一向都印有用户住址一栏，可是到了去年（一九六六）秋天，台北电信局忽然放出空气，说要穷则变，变则通，改上一改，把用户住址那一栏取消啦。理由冠冕堂皇，风雨不漏，主要的是「保密防谍」，盖常有些穷兮兮的朋友，凭着一本电话簿，按址出击，乱打饥荒，有扰乱民心士气之嫌。尤其是若干大家伙，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穷兮兮登门拜访，打发吧，实在不胜其扰，不打发吧，有些人会开一顿国骂才走，而且门铃之声，不绝于耳，简直烦之又烦。这烦加到小民身上，固没法度，可是加到大家伙身上，就有了反应，反应之一就是一脚踢到电信局局长的屁股上，于是乎用户住址遂告取消。
另一个理由，似乎是恐怕共产党潜伏份子作怪，盖台北不比华盛顿，美国社会，电话算不了啥，而台北拥有一部电话，颇不简单，共产党只要抄下电话簿上用户住址，就把台北社会的中坚份子，调查得一清二楚。这个理由较前一个理由更为可怖，不要说电信局局长挡不住，比他阁下再粗一号的官也挡不住。
去年下半年的电话簿，就像被谁砍掉了尾巴，不但有电话的朋友叫苦连天，便是没电话的朋友也叫苦连天，过去的电话簿除了可查电话，还可查地址，好像一本公开的私人通讯录，遇到不易联系的朋友，翻翻电话簿，也就知道啦。而今只剩一半，就跟你交一个朋友，只告诉他姓啥，而不肯告诉他叫啥一样，不仅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并不十分实用而又必须十分实用的半截工具。
大家伙有大家伙的反应，小民有小民的反应，当时各报曾有不少抨击和建议，柏杨先生本来打算也要嚷嚷的，可是那时正在打别的架，抽不出手。二则一听说理由如此吓人，见风转舵，就没有插嘴。不特此也，还努力为电信局辩护，以示忠贞。有一次在朋友家摆龙门阵，为了这件事，最初还只抬杠，后来几乎开打，弄得不欢而散，一直到今天我跟该朋友都不说话，用心之良苦，真可惊大官而泣小吏，特此宣传，拣骂的朋友在记柏杨先生的账时，千万拜托加上这一笔。
其实这些顾虑，连活神仙都不能自圆其说，主要的是，一个自认为已经够格的朋友，他尽可单独行动，通知电信局不刊出他的地址，或不刊出他的名字，电话簿上过去多的是「某宅」字样，不必自作多情，认为有谁拿着板子，非要他全盘招出不可也。更进一步的，他也有权连「某宅」都不必刊，也没有人会关心他阁下，何必锣鼓喧天，把小民的这一点方便也剥了去哉。
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明了，刊出用户住址的电话簿已流行了十七、八年，共产党如果工作做到这上的话，早弄到手啦，他们即令像我们一厢情愿的那么其笨如牛，还没有弄到手，经过这么一嚷，临时发动，恐怕要多少本都有。而且，我们也似乎不必把共产党怕成这个样子，除非认定了台北十拿九稳要移交，否则他们弄到手也没用，犹如他们弄到了华盛顿的电话簿也没有用一样。
台北电信局这次宣布恢复用户住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不是说这是一件大事，即令全中国电话簿上一百年都不刊载用户住址，也憋不死人。说它具有历史意义者，盖中国官场有一项最大的学问，就是「死不认错学」和「政府威信学」，宁可一错错到地狱里，也不回头。非不回头也，与「政府威信」有关也。即令回头，也不能说是接受小民建议回头的，而只能说是他自己自动自发回头的。于是乎就像用蜡烛来焊漏了的开水壶一样，恐怕不但维持不了威信，反而会动摇国本──使小民因该官崽一个人的择恶固执，而对政府感到愤怒和厌恶。所以电信局此举，是一个新风气，他们如果干屎橛到底，说不印住址，就不印住址，小民有啥办法乎哉。可是这次他们却承认接受了用户的建议，报上说，他们曾向有关机关交涉，有关机关也同样愿意接受。呜呼，现在已决定加刊矣，并没听说政府的威信有啥损失，不但没啥损失，这种勇于改正的态度，反而更增加政府的威信和官员的声誉。吾友刘备先生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希望这是一个开始。等柏杨先生凑够了银子，一定请该局长老爷方贤齐先生下小馆喝一盅。
不过，社会上现在流行的登堂入室打饥荒的现象，也实在使人捶胸打跌，柏杨先生尊府就经常有这种节目上演。最该死的一次是，我正在睡午觉，补一补熬夜的不足，大门却被擂得好像着了火，开门一看，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含笑点头，作伟大状，还没问他干啥的，他已从旁挤过，往沙发上一坐，跷起二郎腿。此时也，弄得我老人家惊疑不止，盖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善忘，可能啥地方见过，也可能他是巡抚大人微服私访的，故不敢多嘴，只好也陪着他傻笑，一直陪到他开口借钱，才知道素昧平生。
异人来访
柏杨先生遇到最精彩的一次就发生在阴历初八日，一位长长头发的年轻朋友，登门造访，先拉同乡关系，再叙述他怀才不遇兼身染重病，然后顺手牵羊开口曰：「柏老，你是乡前辈（是乡「前」辈抑乡「贤」辈，当时心情紧张，没听清楚），而在下举目无亲，不能看我饿死呀！」我曰：「你怎么失业的？」他曰：「我的肾脏炎很重，老板给了我三个月薪水遣散啦，几个月下来，身无一文，只好投奔你老人家，千万救我一救！」说罢就要哭，我急曰：「别哭，别哭，大数目我可没有，小数目一定效劳。」他曰：「小数目，小数目。」我看他实在可怜，就把小孙女的压岁钱偷出来五十元，双手捧上，谁知道不捧上则罢，一捧上就碰了钉子，他双目凝视着我满是青筋的尊手，面露不悦之色，淡淡曰：「这五十元够干啥，给小妹妹买糖吃吧。」我本来要发气，可是正好家中无人，怕他开揍，只好忍了又忍曰：「那么，你以为我可以帮助你多少？」他曰：「至少也得五百元。」我大惊曰：「五百元，老哥，我要写一万字才能挣五百元，敬请原谅，实在没有力量。」他不慌不忙，环顾了一下四周，开腔曰：「柏老，看你的家具都不止五百元。」呜呼，这算啥话，我既不欠账，也不拍卖，怎能对我的家具估起价来。可是他却一会软一会硬，最后把小孙女所有的压岁钱一百五十元全部偷出来给他，他还是非二百元不走。我只好请他明天再来，他怀疑的一味摇头，我指天发誓曰：「我要报警，就是龟儿子。」第二天，他果然又来啦，两百元就跑到他腰包里。
──一直到今天为止，小孙女还没有发现她的压岁钱失了踪，老妻那两天适时的上街买菜，也不知道有这项助人壮举。这些时忧心忡忡，一旦东窗事发，婆孙二人联合起来，我老人家的胡子危矣。
所好的是这种严肃的节目不多，大半都很有礼貌，其理由不外是：「病啦。」「要到南部去，只差十五元不够买票。」「失业太久。」一个月总要碰上三、五位，也有一个人来上两、三次、四、五次的，但来六、七次的却没有。可能已找到了工作，也可能自尊心使他再度挺起脊梁。
柏杨先生虽然穷得连骨头都叮当作响，但对找上门的朋友，却有坐地分赃之风，来者不拒，少则十元，多则一百元至二百元。阴历年前，一位自称是吾友冯沅君女士的儿子，小伙子约五十余岁，去《自立晚报》找我三、四趟，最后一次才把我捉住，不由分说，破口就骂，把我骂得晕晕忽忽，报馆朋友也一齐围上来观看山景，以为当初他救过我的命，现在我阔啦，就忘恩负义了啦，我却固不认识他也，而也从没有听冯沅君女士有这么一位不姓陆的儿子。但该小伙却以为我故意避不见他，就跟我老人家豁上，结果还是俘了我二百元走。阴历年过后，他又驾临，给了小孙女四块钱压岁钱，又俘了三十元而去。前天送来两副他写的对联，一副给《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一副给我老人家，笔触苍劲，不亚名手。从谈话中，看出他是一个好人，天真爽快，才华四溢，只不过酒害了他。
穷兮兮朋友中，多半是游击队，猛不防杀出程咬金，俘个十元二十元，或一百元，迅速撤退，以后虽鸡犬之声相闻，也老死不相往来。几年前曾有人当面举手发誓说，他回高雄后，一个月内如不把钱寄还，就教汽车压死。我坚决的请他收回成命，为这可怜的几块钱出车祸，而且压死他阁下的司机先生，也没坏过良心，为啥让其吃人命官司乎？
但穷兮兮朋友中的正规军就不然矣，结结实实，以硬碰硬，这个月来啦，下个月又来啦；这个星期来啦，下个星期也又来啦。柏杨先生有个学生，某某大学堂毕业（他的毕业文凭就带在身上），十八年前，在台湾省政府人事处，当过一任大权在握的科员，大概升官没升上，或其他原因，觉得有点委屈，向顶头上司大发了一阵虎威之后，就不干啦（他宣传说是他不屑与那些混蛋为伍，自动自发辞职的；但那些被他称为混蛋的人，则宣传说是把他免职的），这些都无关紧要，关紧要的是，他一不干就十八年。吾友王宝钏女士熬寒窑熬了十八年，而这个小子却向我打饥荒打了十八年，不过王宝钏女士熬了十八年就熬到了头，而这个小子熬了十八年仍熬个没完。记得他失业后不久，第一次开口借三百元，呜呼，阁下记得十八年前三百元的购买力是多少乎？三百元可供一个人十个月的伙食。以后随着岁月的逐增而渐减为一百元、八十元、五十元、三十元。从前年起，我就严格规定，每月十块钱，实行下来，颇有成效，盖只要到了月初，他阁下往面前一站，我就把钞票往他手里一塞，两个人大眼看小眼，谁都不说一句话。可是到了去年夏天，该小子说话啦，认为一个月前来看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