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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期，英国报界热衷于报道阿富汗战争和再次征服喀布尔，鸦片战争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前者对印度王朝有更直接的关系。鸦片也流入了英国，不仅像托马斯·德·昆西和吞食过1/4 磅鸦片醉混合剂的萨姆尔·泰勒·柯勒律治这样的名人，甚至改革领导人威廉姆·威尔伯福斯都成了鸦片牺牲品。每年约有500 箱鸦片流人英国，而运到中国的鸦片有两万箱，最后达到八万箱。年轻的格拉德斯就鸦片贸易曾发表过人道主义的言论，但这种言论被后来要求治理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罪恶的呼声淹没了。由于鸦片市场被中国的生产者占领，英国的鸦片贸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结束了。厌恶鸦片但支持战争的新教传教士们，面临着这段历史中出现的悬而未决的道德问题，天主教传教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国内，他们一边扩张一边进行颠覆活动。天主教的使命成为侵略的一部分。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传教士在秘密基督教团体的庇护下穿行于各省，在日渐衰败的王朝中维持着一种异端的崇拜。在中央王国殉教的法国教士，同在沿海地区活动的鸦片商人查顿及其同僚亚历山大·麦森一样，公开嘲讽中国当局。天主教牧师——更不用说新教徒——旅行时常求助鸦片商人为其提供交通和资金上的便利。西方人的侵略是多方面的，这已成定论。
事实上，根据西方人的报道，中国的开放只不过是一种中外联营。拿撒路会和耶稣会的新人教者帮助维持基督教小团体，在中外贸易中，他们成了茶叶买办和中国鸦片贩子的同行。外国人得出一条在中国活动的基本规律：没有中国人的支持，什么事也干不成。从一开始，鸦片贸易就是中外联合的行动，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远胜于兰开夏的纺织品，由此出现了超乎外国人想象的鸦片销售网络。参与西方侵略的中国人都是一些无赖、投机者和地痞流氓。香港变成了走私者和被逐出孔教的帮会成员的避难所。虽然基督教会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在20 世纪终于以新中国最优秀、最爱国阶层之一的面貌出现，但在中国走向革命和再生之路之初它们走的明显是下坡路。
19 世纪4O年代，人们经常能看到鸦片商人指导外交官和援助英国军队。中国的政府官员多次从经验和灾难中总结教训，想努力赶上西方的军事技术。1800年，英法侵略军终于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今天的研究报告揭露了鸦片贸易的罪恶、阴谋和政府在这种贸易中充当的不光彩角色，并谴责英国人侵略的不道德，尽管他们打着制裁的招牌。
19 世纪衰败、没落的旧中国通商口岸与日渐繁荣的社会景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英国的主要代表查尔斯·艾略特上校一直希望停止战争，恢复贸易，这使他赢得了人道主义和反对鸦片贸易的声誉。英国商人对额尔金勋爵人道主义观点的厌恶当然是人所共知的。额尔金在1858—1860年间完成了1836年开始的“开放”中国的工作。
鸦片是一种类似现代海洛因和尼古丁的能使人上瘾的麻醉剂，长期吸食会使人成为这种社会罪恶的牺牲品。人道主义者试图终止英国人在印度的鸦片生产和向中国贩运鸦片，他们遇到的困难同当今美国人的难题差不多，美国人力图使一些大的烟草公司停止香烟生产。
我们都承认，香烟对人体健康有害，但我们发现，许多州仍对此抱着浓厚的兴趣，反映在国会里，时有议员为之叫嚣鼓噪；再者，烟草公司的股东们也有利可图。简言之，我们知道现在对烟草的嗜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烟草生意对美国经济的帮助太大了，以致不能轻易放弃。如果我们还在因鸦片贸易继续谴责英属印度的话，那我们也该反思自己了。
本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1976年1月11 日的《纽约时报书评》，评论的是彼得·沃德·费伊所著《鸦片战争，1840—1842，19世纪初在天朝的野蛮人及他们强迫打开中国半封闭大门的战争》（卡波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5年；坎布里奇，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和杰克·比庆所著《中国鸦片战争》（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出版社，1975年）。
02 传教士与牛仔：美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
1941年丘吉尔会见罗斯福时，美国人对中国的感伤情绪曾使他大为惊异。45年之后，这种感伤情绪仍在白宫中弥漫，尽管它已减弱到仅仅关心台湾的命运。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学家做出解释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美国的中国政策放到美国人对今日外部世界不甚关心这一社会背景来看。美苏对抗就像好莱坞电影中反映的同克格勃进行戏剧性争斗一样，它使得美国人养成了不切实际的思维模式。里根先生使他的听众们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美国横贯欧洲和环太平洋扩张的传教士与牛仔精神——正言相劝要发展民主，无论如何，应迅速用武力支持我们为之承担义务的盟友。
美国常把这些与文化相关的福音传道用强暴的手段施加给邻国，但对处于特殊环境的中国，最初却并未这样做。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得到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在中国干了这种不体面的勾当，这使美国人能够不必使用武力便享有了进行贸易和改变中国人政治信仰的机会。我想，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永久性情感。他们对中国怀有基督教式的冲动感情，但同时又没有承担政治义务。英国海军提供了炮舰，美国人就可以布道了。今天，里根先生对台湾的优虑和撒切尔夫人对香港的态度同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的政策是一样的。回顾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利用了与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与中国的贸易能在外国法律下繁荣兴隆，同时，治外法权保护着外国人在中国的人权。不要嘲笑我们的先人，人权仍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话题。
美国人在朝鲜、台湾海峡和越南进行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迈克尔·亨特所称的“门户开放的支持者”身上，他是指那些“负有公共使命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这些人渗入到中国，并在美国国内宣传保卫和改革中国的观点”。1784年以后，美国人从广东的鸦片、茶叶和丝绸贸易中获利，开拓了久未实现过的神话般的中国市场。183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的先驱发现并没有皈依者，便发展了其作为精神造物主的双向职能。一方面，他们把基督教、民主和物质进步一并传给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向他们的家人描述中华文明在腐朽、罪恶和偶像崇拜的沉沦中渐渐失去了它的绚丽光彩。19世纪90年代，他们要求得到门户开放的机会，寻求中国的买主和依者，贸易和福音的利益合二为一了。
这种“特殊关系”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非常不公平。19世纪中叶，广东的过剩劳力发现了加利福尼亚，很快，到那里去的中国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到中国的美国人。其中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在美利坚的中国苦力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很多是移民，并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在通常情况下，这便在他们各自的故乡产生了许多仇视异邦的百姓，“这明显反映出人们对想象中堕落的传教士和移民的忧虑，他们公然反对禁欲而以利用毒品和麻醉剂诱骗轻率的妇女和儿童……中国的教试和美国的唐人街都被认为是颠覆活动的温床”。
19 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传教士有时为中国的暴民所伤，而受雇建造美国西部铁路的中国劳工又被美国工人的暴行所伤。在这些对应但并不相关的暴力骚乱中，死了许多中国人，却几乎没有美国人。由于中国非常缺少坚船利炮，所以中国人只被视为普通的外国人。
正如美国传教士兼公使秘书威尔斯·威廉姆斯早在1868年指出的：“如果在中国的美国人所忍受的痛苦超过了自1855年以来在美华人所受痛苦的1/10，肯定会发生战争。”中美条约规定了双边贸易和居住的权利，但仍在为获取生存权利而斗争的美国劳工运动，却不允许中国劳工拥有这种权利。在美国西部，排华运动不断高涨，由广东到加利福尼亚的开放门户骤然关闭；同时，中国摆脱传教士的运动导致了1900年不足称道的义和团起义。这之后，传教士越来越多，中国的门户开放对美国人来说已是陈词滥调了。
中国长期企求美国的亲善、调解、中立或与美国结成完全的同盟来反对其他列强；美国人始终使中国对美国抱有很高的希望。中国人觉得，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腐败、堕落，美国人的意图是诚实和公正的（他们不需要不公正）。美国的公使和领事官员告诉中国人，他们不相信其他列强，美国人热心于和平、友好，并准备帮助中国。美国人的姿态几乎完全不带功利色彩，但这种高谈阔论的友好没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只是把中国人引上了歧路。每当需要行动的时候，美国人总是采取消极态度。
以李鸿章为例，他试图利用同美国的外交合作来防止在朝鲜有不幸事件发生。美国的海军军官、外交官、顾问甚至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每次总是很快在言辞上做出反应，但从不采取有效行动。国务卿约翰·海受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