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煽煽嫉搅吮本┑囊凰砉ご笱В缓笥辛艘晃荒信笥眩残恚偌娇煽傻氖焙颍丫橇宋艺飧鑫羧盏男』旎臁６胰匆恢逼诖芗剿卓诙运瞪骸靶恍弧！庇幸惶焱蝗辉诮稚显对兜目吹揭桓雠⒆哟┳拍翘踝仙娜棺酉蛭移矗蚁肜∷粗患鞑幌⒌娜巳褐校睦镉兴纳碛啊Ｎ蚁胝庖淮慰赡芫褪腔镁酢疚恼浴抖琳摺�2005年第14期
最不准的天平
作者：刘洪涛
这个世界上最不准的天平是称量自己得失的天平。
有一个农民，为人处世踏实，但他说的一段话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很多人和别人交往，总觉得自己吃亏了，但实际上，旁人看来，你们彼此得失相当，你既没吃亏也没占便宜；如果你觉得自己不亏也不赚，那么旁人看来，你一定占便宜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占便宜了，而对方没有跳起来，那么要么对方很伟大，要么你很伟大！”
在这位智慧的农民悟出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之后很多年，张瑞敏发明了他的“鸵鸟理论”：一个人在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贡献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鸵鸟，别人是鸡。若有一天他有幸看到真的鸵鸟的时候，他会说，噢，这只鸡比我大一点！张瑞敏的鸵鸟理论便是被我验证了的，下面的例子，你也可以用来进行你的验证：如果有两个人下棋，不管象棋围棋，你站在边上看，发现他们旗鼓相当，下了七盘，可能一个人赢了三盘，一个人赢了四盘，用统计学来看他们的水平也确实旗鼓相当。但如果你分头问他们，他们都一定觉得自己比对手水平高，自己如果不是某地方不小心，自己肯定赢得多！
你去观察你熟悉的两个同事，你确认他们水平差不多，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大抵都会认为自己能力更强一些。除非其中一个确实比别人差得很多，他是不会觉得自己差一点的。
环顾你的四周，你看看有几个人能认为自己所得比自己付出的多？甚至是认为自己所得和自己付出基本相当的都没有几个人！社会学中有一个“归因理论”，是说一个人常常把自己的成功归为自己的努力，常常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这个理论和“鸵鸟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有很多的事例验证。数年来，那位农民的话也一直在时刻地提醒着我，在和人相处时，在评判个人得失时，在个人的天平上的所得端一定要再加上一块砝码，在所失端一定要减去一块砝码。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坐在球场边上的女人
作者：瑞阳
我生长在一个工厂区，父亲早逝，全家靠先天失明的母亲糊盒的微薄收入生活。那样的场景里，我通常的娱乐就是和小伙伴到附近篮球场打球。篮球场边上有２个石板凳，温暖的午后或傍晚，母亲就做在那里，一边做着手里的活儿，一边“听”我打球。
我是那种资质和能力非常一般的人，和我一起打球的伙伴中，有好几个后来都成了学校中的主力，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做个高中年级的替补；中学毕业，大家都考上大学，成绩平平的我只进了大专。大专毕业后，我去工厂当技术员，朝九晚五加上固定的周末休息，便觉得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差事，于是很认真，很踏实地去做到了谈恋爱的年纪，别人先后介绍了几个，但都没有成功，最后的一个是附近小学的老师。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样子，只是觉得她模样周正，性情温和，已经很不错了。何况她有担任公职的父母，我就越发自卑地觉得和她恋爱是高攀。
第一次见面谈得很客套，我在送她回家的路上，随意地谈到母亲的艰辛。她听后说：“下次你一定带我去看看伯母，她那么不容易，那么了不起。”之前的几个对象，不愿意和我继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母亲，所以她的善良令我百感交集。
第二次我真的带她去见母亲。两个人似乎很有缘，居然撇开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那是个５月的周末，我买了菜，择好洗好，为了消磨时间就一个人跑到篮球场去打球。过了好半天，我望见她搀着母亲一起来了，并排坐在石板凳上注视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她面前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所以只好傻乎乎地一个接一个投篮。后来她走过来，一边拿自己的手帕为我擦汗，一边说：“伯母讲你球打的很好的。”我以为那时母亲替我在对象面前说好话，就很老实的纠正道：“好什么好，妈那是瞎掰呢！”
可是她说：“伯母从来就没有指望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可是，每次听说你在球场奔跑跳跃的动静，她就知道她的儿子没有失去积极向上的那股劲儿。”她说话时带点女孩的本能的羞涩，但明亮的眼睛透给我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她自己也很喜欢我的“那股劲”。
以后如愿和她结婚，日子虽然清贫，一家人却和和睦睦的。我照样在闲暇里起篮球场打球，球场边上坐着的女人由一个变成两个。他们和平常的居家女人没有分别，做着活儿。唠着嗑儿，也兴致勃勃地看我打球。旗子不是余割感情奔放的人，但偶尔也为我的投篮喝几下彩。她的掌声在空旷的球场里显得非常单薄，可是母亲能听见，我也能听见。
到虐让岁的时候，这种平凡的幸福忽然起了波折：妻因为严重的胃病不得不病休在家，而我又成为所在工厂倒闭前的最后一批下岗者。这一年我３４岁，刚过而立之年的平常男人，没有了工作，没有收入，加上自己又没有太多出类拔萃的资本和才华。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把真相告诉家里，每天早晨装着乐呵呵的样子上班，整天像无头苍蝇一样出没各种招工点，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后来我开始学着喝酒，打牌，因为那样可以轻易打发掉难熬的日子。当然那一切我做得比较隐蔽，每次回家前一定要尽量把嘴里的酒气漱干净。
有一天喝高了，在朋友家睡到天黑才醒过来。外面一直下着毛毛雨，走到近家的街口，看见妻子撑了把伞站在路灯下。她没有责备半句，默默将手里的伞递给我。
我一下字哭了，我对妻说：“你嫁了个很没用的男人，连最起码的幸福都不能保证。”妻当然明白我的意思，她想了想说：“这个星期六下午，我陪妈妈去看你打球吧。”我有点惊讶的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看打球。“起８伸了伸额角的头发，轻轻说：”我想看看你有没有积极向上的那股劲。“妻眼里的期待神情让我的心一震，人彻底醒过来了。
从第二天起我又去找工作，在招工点上得不到稳定一点的差事，我就去做临时工，当住院病人的夜间看护，当建筑工地的保安，还有家庭钟点工什么的。零零碎碎做了半年，我被一个雇主推荐到一家超市做运送员，每天把供货商的货物运到超市。
大概试用期快满的时候，一位负责人事的主管找到我，提醒我说：“你做事塌实是好的，可是不要轻易拒绝老板安排的周末加班，再说加班有加班费嘛！”和我一批的有１０个试用工，最后只定８个，而我在试用期里，已经拒绝了３次经理安排的周末加班。
转眼又到了周五，经理把我们几个运送员叫到办公室，因为国庆临近，各大超市都在筹备更丰富的货源，所以他提出了加班。在场的９个人都举手表示愿意，只有我吞吞吐吐地说：“恐怕我不行，家里有事。”经理是个和我差不多年岁的男人，不满地问：“是非常紧急的事吗？”
我迟缓了一下，说：“明天下午，我家里人要看我打球。”经理眼睛立刻瞪得溜园，想了想，很不屑的说：“既然这样，明天下午我陪你一块儿练练。”第二天经理果然开车去了球场，而且他的球技还真不赖，几个回合就把我比下去了。然后，他斜着眼，揶揄说：“你就这样两下子，还拒绝加班？”我擦了擦汗，笑着示意身后说：“看见球场边坐着的那几个人了吗？那时我妈，老婆和女儿，她们不是来看我的球技的，不是来看比赛输赢的，她们是来看一个在球场上奔跑的男人的那股积极向上的劲儿的。”我身后的球场边上坐着母亲，妻子女儿，饶有兴致地看着场上的比拼，齐心协力地为我鼓励，喝彩——真快啊，当初的一个女人转眼变成了三个，她们让我懂得一个男人的责任，懂得生活里还有许多东西比加班费更重要。
球继续在我和经理手里转来转去，在争争夺夺中，我慢慢给他讲述球场边上的女人，还有很多平凡艰辛的日子。听完了，经理慢下来，微微喘着气，眼睛里有些湿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兄，做完试用期后不要去超市了。我有一个报社的朋友，能给你一份送报的工作，不仅奖金高，而且你会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让她们来看你打球。”
这位身体已经开始发福的经理绝对算得上事业成功者，有车，有房，有钱，身边莹环燕绕的女子走马灯般地换着，可是却没有一个会安静惬意地坐在他人生球场边上。
也许，这就是人家常说的幸福吧。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慈母在天堂
作者：王开林
一个人视力所及的距离能有多远？听力所及的范围又能有多大？你也许会说，这是完全不值得追根究底的问题。真是如此吗？我想眺望母亲久已鸿飞冥冥的身影，我想倾听她老人家早就哑寂在岁月喉咙里的声音，然而幽明永隔。我既不能上穷碧落，又无法下抵黄泉，只得把目光投向浩茫的天宇，投向那形同蜂窝的星海深处，抱持着不肯割舍的愿望，久久祈祷—“慈母在天堂！’’那正是善良者应有的归宿，也正是受难者应得的报酬。
我投生人世，的确有点姗姗来迟。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