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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极好的称呼，叫作“有价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这法律在文坛上已经好几年了，不过或者指为落伍，或者说是把持，……总没有指出明白的坏处。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发了要点，是在“卖”他的“老”。
那就不足虑了，很容易扫荡。中国各业，多老牌子，文坛却并不然，创作了几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业，或者教书，或者卷逃，或者经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见了。
“老”在那里的原已寥寥无几，真有些像耆英会里的一百多岁的老太婆，居然会活到现在，连“民之父母”也觉得希奇古怪。而且她还会穿针，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头巷尾弄得闹嚷嚷。然而呀了，这其实是为了奉旨旌表的缘故，如果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针来，看的人也决不会少的。
谁有“卖老”的吗？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过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虽说被“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１１〕，但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
九月十二日。
C C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 太阳社 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提倡革命文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该社和创造社都曾奚落过鲁迅年老。
〔３〕 “倚老卖老” 《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
刊有署名巴山（杨邨人）的《文坛三家》一文，就《文坛三户》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
〔４〕 指邵洵美。他在自办的《十日谈》旬刊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文章，攻击有些人“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所以作文卖稿的。他自己却靠岳家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钱开书店，办刊物。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讽刺他“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不久，《中央日报》上就刊出署名“圣闲”的《“女婿”的蔓延》一文，攻击鲁迅说：“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５〕 指杨邨人、杜衡等办的《星火》月刊。该刊创刊号所载《〈星火〉前致词》中说，当时“文坛已经被垄断”，“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应得的立足地。”因此他们要办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们的预算，于是才大胆的把创刊号付印了。”
〔６〕 这里是指杨邨人。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参看《准风月谈。青年与老子》。
〔７〕 李密（２２４—２８７） 字令伯，晋初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
人。《晋书。李密传》载：“泰始初诏征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遂不应命，乃上疏……。”这一篇奏疏，在《文选》中题为《陈情事表》，在《古文观止》中题为《陈情表》，其中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等语。
〔８〕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零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
〔９〕 吴稚晖 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２〕。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北平特讯”报道他在北平发表的谈话：“中国人想要装老虎或狮子，固然不易，但起码也应该学一个狗。因为一只狗你要杀死它的时候，至少你也要有相当的牺牲才行。”
〔１０〕 马相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 江苏丹徒人，清代举人，教育家。
曾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民国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１１〕 “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 这是炯之（沈从文）《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的话。参看本书《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的引文。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１〕所谓文人，轻个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摇头叹气了，以为作践了文苑。这自然也说得通。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悠然见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现在和晋宋之交有些不同，连“象牙之塔”〔２〕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颇有“不隔”〔３〕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即无以寄其沉痛，文坛减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轻的文人们的处境，就也更加艰难起来，连街头也不再是扰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穷道尽。
然而如果还要相轻又怎么样呢？前清有成例，知县老爷出巡，路遇两人相打，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轻的文人们纵有“肃静”“回避”牌，却无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还是用“笔伐”，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这里有一段炯之〔４〕
先生的《谈谈上海的刊物》为例
——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天津《大公报》的《小公园》，八月十八日。）
“这种斗争”，炯之先生还自有一个界说：“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一个术语，便是‘斗争’。）”云。
于是乎这位炯之先生便以怜悯之心，节制之笔，定两造为丑角，觉文坛之可怜了，虽然“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简直不登什么“文坛消息”。不过“骂”是有的；只“看热闹”的读者，大约一定也有的。试看路上两人相打，他们何尝没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观者往往只觉得有趣；就是绑出法场去，也是不问罪状，单看热闹的居多。由这情形，推而广之以至于文坛，真令人有不如逆来顺受，唾面自干之感。到这里来一个“然而”罢，转过来是旁观者或读者，其实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拟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断的。所以昔者古典主义者和罗曼主义者相骂，甚而至于相打〔５〕，他们并不都成为丑角；左拉遭了剧烈的文字和图画的嘲骂〔６〕，终于不成为丑角；连生前身败名裂的王尔德〔７〕，现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们有作品。但中国也有的。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８〕；——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问。有是有的。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９〕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彼兑飞〔１０〕说得好：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而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