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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暴力团为大资本利益做一些政府机关不便出手的工作，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意大利的黑手党。意大利的大财团比较弱小，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比较强，因此倾向性和与政府的默契程度不如日本暴力团。至于为美国、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充当打手的私人军事公司，早就走上了前台。
从经济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是在开放市场、允许外国资本和商品自由进入的政策前提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如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对本国的大企业一向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从政策上进行保护，必要的时候则直接进行行政干预，譬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政府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贷款担保。另外，西方国家对农业多有高额补贴，这似乎也不能用自由贸易理论来解释。当然，大部分发达国家在自己的企业占有优势的行业，会很高兴提倡自由贸易，但这显然不能作为贸易自由的榜样……
日本是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国家。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因此政策和制度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易于我们把握发达国家的实际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
限于篇幅和资料搜集能力，本章对其他国家不再进行系统分析。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参考。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地球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与自由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国家都偏差甚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地位，向国民提供了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在这种事实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历史的演变，以便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
第三部分日本政军经一体化的封建社会
19世纪下半叶，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两国的差异如何解释？
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道路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制度传统，不同的自然、人口条件，导致了站在历史歧路的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节 日本政军经一体化的封建社会
和中国中央集权的自由经济19世纪下半叶，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不断地挨打、打内战，到了21世纪依然身处第三世界；日本虽是小国，却能积极对外扩张，对内提高经济水平，虽然一度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战败，到如今却依然是发达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两国的差异如何解释？如果归于偶然因素或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影响，恐怕是太粗疏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历史，分析中日两国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事实与数据，寻找两国的根本性差异，试图解释为什么两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受到同样的外来刺激，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航，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原来的藩有高度的组织，维新后在此基础上整个国家高度组织化。原来的封建身份制转变成契约制，各种封建规制转化为法规。原来“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变成四民平等，从业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都能在封建制度里找到对应物和沿革。但中国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等概念传到中国时，引不起共鸣，因为中国早已经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由于农业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中国过早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必须重新建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由于地球的狭小，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不允许中国从头建设重工业体系了。反观日本，农业社会的落后反成了优势，封建社会的组织资源能够直接转入大工业时代。
中世纪的日本与中国一样，以农为本，也引进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当然“士”不相同。中世纪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是靠科举产生的文官支配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文士”。日本相对落后是封建社会，统治社会的是“武士”，武士们信奉暴力，还没有把自身的统治意识形态化、集中化。日本虽然也从中国引进了儒教，但儒教对武士阶级没有行为规范，所以日本实际不是儒教国家。中日两国的中坚阶层“士”的差异，对中国、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选择不同发展道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部分日本封建社会的身份管制
第二节 日本封建社会的身份管制
一般说来，日本的封建社会以1192年镰仓幕府的建立为标志，自此日本的政权完全从松散的中央公卿政府转入地方军事贵族手中。到1584年，太阁秀吉（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实行太阁检地（对土地进行仗量；测定土地的产量；确定耕作人和固定的地租——作者注），进一步固化了封建制度，日本进入近代封建社会，这个体制随后被德川家康继承。
日本近代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以德川幕府为中心、诸大名（封建领主）在名义上从属的幕藩体制。大名拥有受封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对领国有独立的支配权。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1/4的土地，此外还有全国主要都市（三都：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货币铸造权也归属幕府财政。除此之外，幕府对其他大名可以少量征税，用来支付水利、救灾等临时支出，并要求大名为驿站付出劳役。在政治上，幕府用武家诸法度、参勤交替制等制度对其他大名进行统御，对违反制度的大名进行除封、减封和转封等处分。
幕府不断试图插手地方政治，但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还可以独立发行纸币。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会被地方贵族联合反对。从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确实存在中央集权化的长期趋势，但总的来说，如果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变，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还将在日本持续很长时间。为了管理自己的领地，大名拥有家臣（武士）。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武士不像大名那样具有独立性，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通常是米。他们更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
农业时代的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农具，自己经营，交纳领主的租贡。由于生产力低下，单个农民力量弱小，需要组织起来，对公共所有的水利设施、山林、原野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方能维系生产。山林、原野等地区无法划分给个人使用，于是，耕地具体划分到每个农户，山林、原野等辅助部分则作为公地使用。这种结构与作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基础的格鲁曼共同体非常相似。共同体不仅是生产组织，还是共同防卫的自治组织和互助组织。由于战乱不止，天灾不断，村落这种小组织无法自立，民兵也无法与专业武士相对抗，所以小型村落只有合并成更大的组织才能支付专业军队的费用，并在灾害到来时自救，而专业军队又逐步具备了对外和对内的两种职能，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封建制度就此产生。
封建时代的农民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领主对土地有领有权，对农民的耕种经营有很多限制。土地的生产物大部分属于领主，是收益权限制。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和继承土地，是处分权限制。对农民可以耕作什么，不能耕作什么也有限制，即限制使用权。此外，土地的耕作受共同体的约束也很强。如耕作方式，何时播种，何时收获，需要共同体共同行动。由于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为了防止土地越分越小，采用长子相继制，即长子继承全部土地，次子被迫自立。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没有分化，主要以农户自给自足的形式存在。但因为领主和武士集中居住在城市，为了满足贵族需要，城市集中了少数专职的工商业者，受领主的保护和统治。与农业类似，虽然德川时代允许手工业者自由营业，但考虑到生产力的水平和经营风险，手工业者同样难以自立，且农民的购买力很低，消费对象仅集中于少数贵族，手工业者结成组织进行稳定生产比较有效率。手工业者组织的结构与农民基层组织类似，同时也是领主管理和支配职人的机构，最终剩余利润也为领主所夺。
当时日本农村基本不存在商业。体现为地租的剩余物资由领主和武士消费，在消费过程中，领主间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各大名在江户、大阪等地设置“藏屋敷”，储藏贡租米和从领地内强制收购的特殊产品等，委托商人经营。随着时代发展，藏屋敷也经营普通百姓的物资。特权商人为了规避风险和对抗幕藩的绝对权力，也结成组织，如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进行垄断经营。幕府握有货币的铸造权，各藩也发行本藩通用的纸币——藩札。总而言之，贵族武士和少数特权商人严密控制着生产和交换的所有环节，基本上实行了与近代的计划经济相似的制度。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简单农业——手工业经济，对于农民而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少数剩余物资为贵族征收，由于物资数量和种类都很少，统一管制比较符合效率，也符合贵族的利益。随着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