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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莱格霍恩研究这份报告，并与同事讨论时，他也意识到更多情报可以消除人们对于突袭的恐惧，从而避免一场新的战争。该轰炸研究报告在结束部分强调新战争技术将带来的危害：“原子弹和遥控远洋飞弹的结合可能会引发可怕的、难以想像的后果。”
从他的侦察飞行经历中，莱格霍恩得出结论：避免核战争的最佳途径是，在美国遭到任何攻击之前，给白宫和五角大楼提供尽可能多的潜在侵略者的信息。这依赖于常驻基地对潜在敌人的军事力量和工业设施的监控，这样才能让华盛顿充分了解对手的实力，及时阻止冲突或是至少能作好实施报复的准备。
这种被称做战略侦察的理念已被军事指挥官实践了好几百年，它与通常所谓的战术或战斗侦察截然不同。战术侦察包括收集敌军情报用于备战和指挥战争。莱格霍恩本人就曾于盟国登陆日前几周内沿法国海岸线飞行过多次，以确定德军驻扎地，侦察是否有援兵到达该地。他还在登陆后进行过多次侦察飞行，以监测战斗，就德军行动向盟军司令报警。
他的新想法需要和平时间、先期对抗和侦察，这与大多数习惯于只在战时利用情报信息的司令们相去甚远。实际上，这个想法也突破了许多军事情报运作的规则。例如，战时互派侦察机到敌方国境是公平的，但是在和平时期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行为。
莱格霍恩很清楚这些差别，也认识到他的方法要求发明一架能躲开探测的新型高空飞机。作为被麻省理工学院培养过的物理学家，他认为可以专门设计飞行高度足以躲避空军防御火力的飞机，或者甚至是使用可避过雷达探测的特殊材料制造的飞机，或在飞机外壳上涂抹这种特殊材料。
在太平洋上的核试验结束后，莱格霍恩回到美国，从空军退役，但仍是后备士兵。他并未停止思考战略侦察的必要性，并开始了说服五角大楼的努力。他花费了整个秋天来汇集整理自己的想法，然后于12月13日，周五，在波士顿举行的波士顿大学光学研究实验所成立大会上将这些想法和盘托出。
他的想法恰逢其时。战时空军侦察所需的高品质拍摄镜头中许多最有创造性、最重要的设计工作都是在才华横溢的年轻天文学家及镜头制造商，詹姆斯·G。贝克的领导下在哈佛大学完成的。战后，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希望学校转回单纯的民用研究，下令关闭了光学实验室，拆除了它的防震砖砌建筑。因担心国家最具创造力的光学研究中心消失，好几个莱格霍恩的战友帮助安排波士顿大学接收这个中心，贝克仍留在哈佛，但他的助手邓肯·E。麦克唐纳则调到波士顿大学指导工作。镜头设计师麦克唐纳和参加波士顿实验所落成典礼的其他许多天才摄影技术专家一样，曾于核试验期间在“1。52特别工作组”与莱格霍恩共事。
莱格霍恩在题为《军事空中侦察的研究与发展目标》的发言中概述了他的想法。虽然它并未引起很多公众注意，但此次演说依然是冷战时期最具远见卓识的文件之一，且为空中情报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核战争的性质，”莱格霍恩告诉听众，“就是一旦我们遭到攻击，即使并非没有可能，也很难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从而成功地进行反击。因此，显而易见，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事先得到关于潜在攻击的确凿情报，以准备在攻击到来之前采取最好的防范行动。”
“由于这些原因，”他继续说道，“设计一种能躲开探测的远程空中侦察手段就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像乍一看上去那样，有那么多科技上的难度，能在高海拔处侦察的超远程飞机已在设计之中，有几处已经制造出来，避免被识破的高空伪装的有效手段已被很好地掌握。避免其他电磁波长，尤其是雷达频率暴露行踪的方法也并非无可想像，也能被开发出来。”
大多数官员认为莱格霍恩好高骛远、过于乐观和不切实际，于是断然否决了他的建议。成立于1946年，1947年更名为美国空军的陆军航空部更感兴趣的是制造新型轰炸机和战斗机，而不是设计那些能在太空发现特殊目标的侦察机。他们理解的空中侦察主要就是战时飞到敌境选择轰炸目标、查明空防威胁而已。
幸运的是，莱格霍恩并非孤军作战，亦有其他人知道拓展空中侦察范围的必要性。在战前、战时与他合作过的好几个人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包括国家航空先驱、空军最高司令亨利·H。阿诺德将军和乔治·W。戈达德准将。
阿诺德将军是二战时陆军航空部的负责人，战争结束后不到四个月，即1945年11月，他意识到一个新的不稳定时代对情报的渴求。他告诉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如果美国领导想提前得到关于潜在威胁的警报，华盛顿就必须不间断地了解潜在敌人的一切动态，包括他们的“政治、社会、科学及军事行动”的综合信息。阿诺德的话同一年后莱格霍恩的预见不谋而合，当时后者即将退休，他告诫帕特森说：通过传统的侦察手段不可能获得这些信息。
的确，正是三四十年代阿诺德、戈达德和莱格霍恩的见解被后来其他陆军航空兵的行动神奇地应验了，这才奠定了50年代空中侦察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位于俄亥俄州代顿附近，莱特机场的航空摄像实验室成为了战时最先进的空中摄影系统的开拓者。这个不出名的小工作室是现代空中侦察的诞生地。乔治·戈达德（与美国海军先驱罗伯特·H。戈达德无任何关系）在战时领导这间实验室。他勇于创新，慧眼识才，开辟了这个充满革新精神的研究中心。
戈达德和陆军航空部司令也就是实验室负责人的阿诺德是最佳搭档。尽管他们的背景不同——戈达德是一个英国保险商的儿子，阿诺德家族的从军渊源甚至可追溯到独立革命时期——不过他们都是空中侦察理论的热情拥护者，且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新技术的开发上。
从学会飞行那一刻起，亨利·哈雷·阿诺德就开始把飞机当做平台，尝试拍摄了。当他在美国军界步步高升时，他一直在尝试推进航空科技的新技术。相对军中的同僚，他很早就意识到非军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能够提供宝贵的帮助。阿诺德最终无法忍受空军对研究开发行动的冷漠与拖沓，如直至1930年，陆军最先进的观察机——道格拉斯O…38飞行时速还不超过130英里。“20年里我们到底得到了些什么？”他对儿子汉克抱怨道，“一无所有。”阿诺德的应对措施是组织科学家和企业家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这些科学家和企业家包括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飞机制造商格伦·柯蒂斯、埃尔默·斯珀瑞、唐纳德·道格拉斯和来芮·贝尔。
1938年他被任命为陆军空军组司令时，阿诺德已和西海岸设有风管专业的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了联系。他结识了加州理工学院古真海姆航空实验室主任冯·卡门及学校其他航空研究项目的风管专家。阿诺德和卡门共同推进了陆军和高校的合作，并进而创建了喷气推进研究所。
这是一项双赢的举措，也为军事科技的其他项目，包括“曼哈顿计划”及新侦察技术的发明等树立了榜样。对于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来说，来自陆军甚至来自美国财政部的资金支持，为学校的火箭和电子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对于阿诺德而言，加州理工学院为他的空军组所开发的新技术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略情报的起源（3）
乔治·戈达德是另一位先驱，尽管他的贡献更多的局限于依赖于他个人技术创新的航空侦察。戈达德首次航空侦察是在1918年，当时一战刚刚结束。早期的航空侦察工作非常惊险。拍摄者只被一条皮带固定着站在敞露的驾驶舱后部，当飞机飞向目标时，通常会爬升到12 000英尺到15 000英尺的高空，在那里呼吸都会变得困难。拍摄者还要把10磅重的照相机对准地面，不停地按快门。戈达德于一个有风的阴天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市第一次飞上高空。当80马力的“柯蒂斯·詹妮”升上高空后，他发现飞行于平流层之中并不如想像的那般美妙：在大部分的飞行时间里，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待着，生怕被甩出机舱。“我从未想到云层竟是这样狂暴，令人难受。”他在自传中回忆道。
20年代早期，戈达德开始在侦察工作中崭露头角。在俘获的德国船上拍摄轰炸试验、勘查田纳西河盆地、拍摄圣路易斯附近的考古基地。因对现有的侦察摄影系统不满意，他与罗彻斯特的柯达公司合作开发出了长焦距镜头。1925年11月，他完成了第一次夜间飞行，在罗彻斯特丢下荧光弹，借荧光弹的光拍摄。1934年，他陪同阿诺德在阿拉斯加执行摄影制图任务。
1936年，随着欧洲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戈达德意识到能躲避对方防空火力的高空侦察飞行的迫切性，于是他重新捡起他早期的尝试，研制能够拍摄远距离目标的36英寸长焦镜头。他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莱格霍恩的观点如出一辙：“如果你飞得足够高能躲开敌人的防空火力，同时又能拍到像在低空一样清晰详尽的照片，你就十拿九稳地拥有了安全。”他回忆道。
早在1939年，阿诺德就曾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