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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坐在领事馆里，心里却不是滋味，我为什么驻台北，而不是驻北京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我的家乡与台湾一海之隔，我多想念亲人啊！
这时葛斯多太太去世了，葛斯多先生一封又一封信寄来，向我求爱。我被他感动了，接受了他的倾慕。1978年他来台北和我结婚，一个女外交官，在任上结婚，这是件稀罕事。我们的婚礼，引起轰动，台湾许多报纸发了消息和照片，成为一大新闻。
1979年，我回到拉巴斯，谢任为民，继续做生意。
我得过四种癌，我敢说，换一个人恐怕早就死了，我就不怕。
1980年，在拉巴斯检查出了癌，葛斯多不敢告诉我，领我到美国休斯敦去检查治疗。医生们叽哩咕噜说英语，我听不懂，但从表情上觉察到我的病挺严重。回到旅馆葛斯多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又说：“我永远不离开你，钱不够也不要紧，我回去卖房子。”我吓了一跳，我们带了三万多美元，他为什么还要卖房子呢？我急切地抓住他的手说：“你告诉我，是不是癌？别瞒我。”他低下头哭了，肯定是癌了。我反过来劝解说：“别哭，我死不了，上帝不会收我的，你放心吧！”
下一次检查，我追问医生。他们告诉我，我的直肠癌已经转移到子宫、卵巢、阴道、整个小肚子都是癌。我听了，反倒安静下来，病长在身上，让医生治。治好了，继续做事，不能人未死心先死。我的态度使医生们大为意外，说：“从来没看见象你这样坚强的女人，男人中也不多。你大有希望，死神会向你投降！”
医生说，化疗和抗癌药对身体机能有害。开了刀，我不作化疗，不吃抗癌药，也不吃特别有营养的食物。一个乐观的人，加上一个健康的体魄，一定能抗住癌的继续蔓延！
我只在医院住了22天。美国医药费太贵，住一天至少五六百美元，受不了。出院后，我住在一家侨胞旅馆里，我们素不相识，他却待我如亲人，一点费用不收，还专门请了一个人，帮我翻译，请医生，照料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又去旧金山，在儿子——王先生儿子那儿住了一个月，他是硕士，搞电脑工程的。然后去纽约做生意。
哎哟，朋友见了，都心痛地骂我：“你不要命啦！得了这么重的病，怎么不休息？”我说：“我闲不住，忙进财，闲添病。我得干活，得拼。怕死，一定命短。”
家不好 国还亲呢！
1981年，我第一次回国。离开大陆32年了。家不好，国还亲呢！再说，家总是家，走到天边也想它。到福州乡下一看，白发苍苍的老妈妈还活着。娘俩抱在一块，说一阵，哭一阵，心都哭痛了，那时候大陆还穷，我还先后六次回国。起初，回来一趟，大包背，小包扛，连我的葛斯多肩膊都压肿了。后来国家搞改革，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带的东西就少了。
第一次回国后，返回拉巴斯，华侨就纷纷打听大陆的情况，什么都问。我说，比国民党那时候好多了，你们回去看看吧，可不像国民党大使馆宣传的那样，他们瞎说一顿。
我说了几句真话，台湾驻拉巴斯大使馆恼火了，跟我作对。嘿，我是玻利维亚公民，商人，外交官，怕你们什么？我继续宣传，介绍国内见闻。台湾骂我是“共产婆”，还跑到玻利维亚外交部，要求制裁我。人家才不理他们那一套呢。
促成建交 继续经商
国庆35周年的时候，我在玻利维亚报纸上组织了一个版面，介绍大陆建设、改革、航空、石油、外交情况，以及收回香港的问题。还特地登了邓小平植树的照片。
为促成中玻建交，我在玻利维亚外交部和新华社驻秘鲁分社之间联络、搭桥。多次促成秘鲁分社王记者访问拉巴斯。谈判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我又宣传说：“告诉你们，大陆来看地皮，很快就要造房子建大使馆了。”台湾那些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搞不到准确消息。中玻政府正式建交，他们软磨硬泡，72小时之内不走人，拖了两个星期，才灰溜溜地走了。
我把大使和外交部官员请到一家饭店吃饭，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我还是要去做生意！”
我没多大财产，过得挺好。每年都出国旅游一次，顺便做点珠宝生意。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买点大陆的珍珠。不行啊，这儿比香港、日本都贵，过海关手续也麻烦。我有病，想多带点中成药，这也不行，规定不许多带。限制挺多，也得改革一下才好！
哎哟，说了这么一堆，该收了。不晓得说得对不对，我只说自己，不想影响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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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2091
Title ：罗斯福夫人在丈夫逝世后的日子里
Author ：埃奥特·罗斯利福
Issue ： 总第 69期
Provenance ：中外妇女
Date ：1986。11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段牧云
静静地伫立着，号声在肃穆的空中回旋。我看了母亲一眼，她脸上那严峻、愤怒的线条不见了，表情是安详镇定的，目光明晰，直盯着墓后花岗岩墓碑上的铭文。
这是1945年4月15日，我的父亲福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被安葬在纽约海德公园的玫瑰园中。
我为母亲而担忧，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对她的压力实在太大了。首先，是我父亲在佐治亚洲温泉的逝世。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他的病情很明显，但母亲仍然感到意外。其次，当她到达温泉时，发现了另一件使她不安的事情。她了解到露西·默塞尔·拉瑟福德在我父亲逝世时曾守候在他的床边，而她却以为这个旧日的情敌早在27年前就已经从她丈夫和她自己的生活中被除去了。
不少人写过关于我父母婚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与纠葛。我记得在我7岁时，第一次注意到事情有些不对头。每天晚间，大人吃饭以前，妈妈总是上楼来听我们祈祷。我记得有几次她把头靠在我的枕头上，眼泪直淌。我伸手轻轻擦去她的泪水，问道：“出了什么事？”她总是摇摇头，擦掉眼泪说：“没什么，亲爱的，我不过是害怕下楼去招待客人。”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使她不愉快的事情。我11岁时我的姐姐安娜把父亲和另一位女士——露西·默塞尔之间的隐私告诉了我。似乎是在夏季，当妈妈带着孩子们到加拿大坎贝尔度夏时，父亲发生了不忠实于她的行为。妈妈是从父亲由于疏忽而没有保存好的信件中发现了这件事的。
她的生活破碎了。当她还是一位并不漂亮、而且在羞涩难当的少女时，就爱上了这个精神抖擞的堂兄弟。除此以外，在我母亲的生活里再也没有过别的男子。婚后，我父亲就成了她的一切。但是现在，她要求离婚。我父亲也同样心烦意乱，但并无意为这位同他秘密来往的年轻女郎使家庭破裂。此外露西·默塞尔是位天主教徒，没有教会的同意就不能离婚。他的母亲当时正帮着维持家庭生计，她也决不同意离婚。离婚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母亲长时间地坚持离婚，最后终于达到了一项妥协办法：他们还维持夫妇关系。这对于他的事业、对于他们的孩子都是最为有利的，但是约法两章：父亲决不再见那个女人；母亲另辟卧室，今后在他们的爱情中没有性关系。
这种安排似乎有成效。作为孩子我们感受到家庭的爱和友情。在父亲患脊髓灰质炎时，母亲支持他度过了难关。当他入主白宫时，母亲数百次外出活动，总是作为父亲的耳目在国内旅行。自从父亲在1918年作了结束那桩事情的诺言，母亲始终相信他。
然而现在，在他逝世后，她所了解到的一切使她为之心碎。不仅那种关系一直存在，而且很显然，甚至家里和她关系最密切的人都串通一气，对她瞒着这件事。父亲的嫡堂姊妹波利知道这件事。总统秘书格雷斯·塔利也知道这件事。母亲怒不可遏，责骂了她们（虽然她很快原谅塔利，不能要求她把对自己的上司的忠实延及他的夫人。不过三年以后她才原谅了波利）。
她被自己的女儿深深伤害了。对安娜严加盘问了半小时后，妈妈得知，在她外出、安娜在白宫充当女主人时，拉瑟福德夫人是非正式家庭晚餐的常客。母亲还了解到总统专列在途经南卡罗来纳州或新泽西州时，不时会停一阵，让总统去拜访家在那里的拉瑟福德夫人。
不仅是丈夫的这第二个背叛，还有自己的孩子们和亲友们的背叛，给了她很大打击，使她感到蒙受了耻辱。在安排葬礼的最后48小时中，她不知道该怎样思考，不知道谁还可以信任。在我面前她也显示出怨恨和迷惑不解的神情。
但是现在我看着她同安娜和我站在墓前，她那冰冷淡漠的表情缓和了，她的愤怒似乎平息了一些，我想一定要问问她，在哪一瞬间安宁又回到了她的心中。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间，我们单独坐在炉火前。我轻轻地问妈妈：“这些日子您似乎平静多了。妈，您现在考虑好今后要怎样生活了吗？”她的回答极为坦荡：“那当然，埃奥特，我已经完全想好了现在我必须做什么。”
她接着说到父亲想要完成但尚未完成的许多任务：他没能享受到即将在欧洲赢得胜利的喜悦；他没有活着看到日本帝国行将垮台的那一天；他的一个伟大目标——建立联合国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她希望他所设想的组织终将成为现实。尽管她不是政府机构中的一员，她觉得她的声音能够把福兰克林·罗斯福的宗旨向人民传播。她计划利用她的文章和演说进行这一工作，并且认为利用无线电会成为她进行工作的另一有效途径。她计划在国内外做广泛的旅行，她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声调是乐观的。
我母亲往下谈到的并不是我父亲对她的长期不忠给她的打击，而是在他身后的最初日子里，她必须处理的其它紧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