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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痉ㄉ鲜悄芄坏玫饺啡系模�1990年《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三十八条的有关规定，阴囊血肿应被鉴定为“轻伤”，但人体其他外露部位的血肿却一般连“轻微伤”都算不上。这意味着，和秋菊一样，法律也认为“不能朝那个地方踢”。
退一步说，即便如苏力所说的，“正式的法律制度无法理解、也没有试图去理解什么是秋菊所要的‘说法’”，我们也缺乏足够的理由去责怪法律。如果法律试图理解每一个当事人的“说法”，法律的运作成本就会攀升到令社会无法承受的程度，与此同时，伴随着规则的弱化以及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徇私舞弊和枉法裁判也极有可能乘虚而入。最基本的形式合理性要求法律不能屈从于当事人的意志，法律永远以相对固定的规则来应对现实世界的无限多样性、无限复杂性和无限可变性，这正是规则与事实之间的永恒紧张。其实，苏力对这些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另一篇分析“梁祝悲剧”的文章中，苏力就对这个道理做出了相当透彻的解说。（《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悲剧说起》，载于《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但我不明白苏力为什么区别对待“梁祝的悲剧”和“秋菊的困惑”。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繁复庞杂、纷扰凌乱的社会现实之间都会有一段距离，用法律来处理纠纷，个案正义就难免会有一些折损，但这是一个社会选择服从规则治理的法治模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并且无论如何，这不能成为苏力质疑法律移植的理由，因为即便是本土创造的法律制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梁祝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显然不是移植而来。问题的根源更多不是来自于法律的内容，而是来自于法律的形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关于处理殴打案件的法律制度，至少就其内容而言，恰恰不是移植来的，这个制度目前的确存在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公安机关处理轻伤害案件是否可以调解；公安机关和法院的管辖权争议；派出所和刑侦部门的管辖权争议；刑事强制措施的运用等等——但无论其中哪个问题，都不是苏力从分析秋菊案中所发现的问题。并且就中国总体的法律制度来说，存在问题最多的、最严重的法律也恰恰不是移植来的民事、商事法律，而是中国立法机构自己创造的大量行政法规。不仅如此，目前中国法治建设最严重的问题，诸如欠债不还钱、“三乱”、贪污腐败、幕后交易、制假售假、走私贩毒、偷税漏税、抽逃注册资金、不正当竞争以及各种地下产业等等，其中似乎没有哪个问题能够顺理成章地归咎于法律移植。
如果按照苏力所认为的，法律移植导致了移植来的法律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缺乏亲和力，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测应当是，现阶段中国的司法审判就必然要应对大量“疑难案件”（所谓“疑难案件”就是规则和事实发生冲突的案件，这种案件的典型特征是，如果判决严格依从法律，就会背离公认的正义标准），然而，据我了解，几乎所有的法官都认为他们在司法审判中很少遇到这类“疑难案件”。此外，如果按照苏力所说的，正式的法律制度和中国的社会背景脱节了，那么另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测应当是，中国务所大学里的法科学生（尤其是来自乡村的学生）在初学法律时会感到法律在许多地方不可理喻，然而，据我所知，所有的法科学生在初学法律时都感觉法律非常公平，并且在他们接触法律经济学的知识之前，他们一直认定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
由于苏力的原因，至少部分地与苏力有关，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移植的呼声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涨了。“秋菊的困惑”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用来反思或质疑法律移植的一个著名隐喻，然而，正如本文的分析所揭示的，“秋菊的困惑”与法律移植的负面效应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对于苏力所阐述的学术主张而言，它只是一个巧妙的修辞。
（《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苏力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28．00元；《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苏力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17．00元）
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外一篇）
■ 文洁若
自从今年10月14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刊载了《让学者回归学者学术回归学术——访日本文学专家叶渭渠先生》一文，至少有三十个朋友向我打听，文中所说的那位“向上汇报”，说有人“为军国主义分子翻案”的，“自命为头号日本文学专家”的人物是谁。我告诉他们，他是李芒。我认为，李芒真有些“神通广大”。就我而言，预先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即使晓得了，并且认为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不宜开，也不知道该向谁汇报，才能把它取消。几周来，我打了不少电话，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1995年，十卷本的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包括叶渭渠在内的中、日、美三国文学者拟订于9月27日在武汉召开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叶临行前，社科院领导问了他两个问题：1．这次会议，是否涉及中日关系问题？2．有没有日本记者参加？叶都做了否定的答复。因此，院里未表示异议。时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的李芒得悉此事，向有关部门做了汇报。26日上午，主办单位被非学术部门的一个处告知：目前中日关系很微妙，会议必须“推迟”举行。实际上就是取消。据悉，日本记者曾纷纷给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德纯打电话，问及此事。他回答说：“请前来参加会的中美日学者各喝了一杯清茶，然后请他们走人，其他无可奉告。”
李芒已于2000年10月30日去世，十年前拿这个大主意的有关部门领导，恐怕也换了人。然而，即使没有李芒和有关部门出面干预，在中国召开三岛由纪夫国际研讨会的可能性，在2005年比1995年更加渺茫。翻开报纸，这样的大标题比比皆是：《小泉招徕强硬少壮入阁——本次小泉内阁的主要成员均支持参拜靖国神社》（《解放日报》，2005年11月1日）、《日美全面加强军事一体化》（上海《文汇报》，2005年10月31日）。
其实，既然是中美日三国学者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完全可以在美国或日本本土召开。檀香山（火奴鲁鲁）是美国夏威夷州首府和主要港口，1941年12月，该市和附近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受到日军偷袭。因此，夏威夷大学或许是开这个研讨会的最佳地点。日本呢，应该在广岛召开。日本的战争狂人以为只要摧毁了美军的太平洋舰队，美军就无力干涉日本的侵略计划了。结果是，不出四年，无辜的广岛人民遭到原子弹轰炸。三岛由纪夫却在《尚武之心》一书中扬言：应该砸烂广岛那座刻有“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的慰灵碑，否则日本好不了。不知这位日本作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文革”期间，三岛确实和川端康成、安部公房、石川淳一等一起发表“为了维护学问艺术自由的呼吁书”，抗议“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们原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然而，自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侵华战争，此起彼伏，他为何屁也不放呢？下面，我从2005年10月19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所载马嘶撰写的“日寇炮火下的中华文化厄难·结语”《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在战乱中丧失》一文中援引最后几句，以飨读者：“然而，不论是有识之士们的梦想、希望、志愿、计划，还是他们做出过和正在做着的伟大事业，在1937年下半年日军大举入侵后，便一股脑地中止了，断裂了，破灭了。由适时的机缘引出的一些宏伟计划，也不得不在逆风暴雨中转舵，改弦更张，另做打算。或者，无可奈何地推迟了，停止了，夭折了。因为，从日军凶残地炮轰南开大学、恣意烧毁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与大屠杀同步进行的南京文献大扫荡等罪恶行径不难看出，日寇不仅要占领中国，还要肆意摧残和消灭振兴中华的文化基础。就这样，许多由天时、地利、人和凝聚而成的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由于强敌的入侵和野蛮摧残、而被断送了，丧失了。”
萧乾于1946年从英国乘船返回阔别七年的祖国，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逗留了个把月，6月5日，在中国海上写了《劫后的马来亚》一文。他跟当地华裔记者广泛接触，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就是李炯才，生于1924年。八十年代初，我们住在天坛南门时，他偕夫人来看望过我们。那时他任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1983年，我陪萧乾赴新加坡参加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的活动，承蒙他尽地主之谊。1984年至1988年，他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1985年6月至1986年6月，我作为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在日本东洋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这一年，见过李大使暨夫人好几次，听他们阐述过不少对日本的见解，受益匪浅。他用英文撰写的《日本：神话与现实》，由张卫、傅光明译成中文，于1999年4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第十章“防御和重新武装”中有一节是专门谈三岛的，六年后的今天读来，针对性更强了。我在这里把“切腹的三岛，狂热的武士道”这一节全文照录如下，以敲敲警钟。第一章绪论的最后一句是：“历史可能重演”。读罢此书，就能明白这话绝非耸人听闻，而是一位智者的经验之谈。我希望此书能再版。
切腹的三岛，狂热的武士道
在日本，极端歧视还不是一个能影响国际社会关系的严重问题，它只是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的一个内部问题。日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坚信武士道精神和皇家行政体制能够复活的右翼狂热思潮的膨胀。
日本社会在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