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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提及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抗日牺牲将士，即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等11人。其中，郝梦龄是第9军的军长，1937年10月16日牺牲于在山西的忻口战役；佟麟阁是第29军的副军长，1937年7月28日在北京南苑壮烈殉国；赵登禹是第132师师长，与佟麟阁同日牺牲于南苑；饶国华是第145师师长，1937年在皖南广德之役的激战后他率领一营兵力撤离，后含恨举枪自戕，以身殉国；刘家祺是第54师师长，与郝梦龄同日牺牲于忻口战役中；姜玉贞是第34军第196旅旅长，1937年10月在山西原平阵亡；李桂丹是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在1938年2月18日武汉上空的空战中，他架机击落日机3架，最后慷慨殉国；黄梅兴是第5军第88师第264旅旅长，曾参加过淞沪战役，后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殉国。至于毛泽东讲演中提及的陈锦秀、姚子香、潘占魁三人，情况不详，文集也无注释。据笔者揣测，可能是因为当时报纸刊登战况时因文字错讹，鲁鱼亥豕，导致人名错误。毛泽东讲话中的陈锦秀似应为陈钟书。陈钟书，云南人，第60军第183师第542旅旅长，1938年4月24日在台儿庄战役中英勇殉国。同样，毛泽东讲演中提及的“姚子香”，则应为姚子青。姚子青是第89师的营长，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驻守于上海宝山县城，后该部伤亡过半，旅长翁国华自戕。姚子青营亦陷入重围，终战至城陷，全营五百余人壮烈殉国全部英勇牺牲。至于“潘占魁”，我尚未查到相应的材料。
坊间有一本专门记叙毛泽东为革命烈士题词和赠送挽联的《领袖悲情》（孙俊亭编著，红旗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在提及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时，其称：“文中点到的烈士均是国民党的将领，遗憾的是陈锦秀、姚子香、潘占魁烈士的相关情况，今天已难以寻觅”。其实，这是作者没有考虑到当时各字会有误传、误写的情况。可能《毛泽东文集》在编辑的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情况。
2、《毛泽东文集》第4卷有《在小河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毛泽东在其中述及土改问题时说：“平分土地是一个原则，但按情况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侯外庐，但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书中的注释，仅提到杜、侯两人的籍贯和当时的身份（一为民盟成员，一为历史学家），读来似不能很好理解毛泽东原话的意思。愚意毛泽东此话原意是对两人在其家乡的土地的处理意见。杜、侯二人当时皆并不依赖土地为生，也就是说不存在“剥削”问题。如侯外庐先生在其《自传》中说：“我生于山西平遥县的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但到他父亲侯福昌时已颇为开明，所以两个儿子都信仰了共产主义——侯外庐和侯俊岩（山西“新军”的指挥员之一），在土改的时候这样一个地主家庭“已成为晋冀鲁豫边区通向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的一站。所以，解放后被定为开明士绅”（侯外庐《韧的追求》）。所以，毛泽东所言系指他们在其家乡情况而言，并非指其本人地主。若是后者，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则有说明：“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改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刘亚雄、牛荫冠等如此（他们父辈即刘少白、牛友兰等“开明绅士”），外庐先生其实亦非“例外”，据其《韧的追求》所述，他是早在留学法国时也即“1928年春天，经成仿吾、章伯韬两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只是后来返国后未能接通组织关系，在毛泽东小河讲话前数年，跟随周恩来战斗在重庆的外庐先生曾婉转提出归队问题：“我的组织问题怎么办”？“周恩来同志答复我：‘暂时在民族运动中活动，还是在外边好，组织问题以后再说”（同上），于是外庐先生便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亦称“小民革”，后并入“九三学社”）中从事革命活动了。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文，其中关于周北峰先生的籍贯，注释为“山东永济人”（第252页），错了，应为山西永济人。周北峰先生有《我的回忆》，其自云出生于河南陕州，而祖籍系山西虞乡。永济与虞乡原属蒲州，后合为永虞县，1950年分治，再并归山西运城，1961年原永济县恢复单建。
周北峰先生从前是傅作义的部下，他们都是晋南人，这其实是一个常识。
夏征农一封未刊信
■ 徐庆全
1978年9月12日，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致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就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和方兴未艾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汇报了上海的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一个问题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先声；而后一个问题则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封信就有了一些史料价值。现将这封未刊信转录如下，并稍作解释。
夏征农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前次在北京见到你，看到你身体和精神都很健旺，非常高兴。
我从北京回来后，次日（七月一日）即到复旦大学上班。因系初到，一切都不熟悉；且复旦为“四人帮”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宣传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与北京“两校”可以并美；情况复杂，问题很多，干涉很广。虽然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了快两年，但改变不大，要搞好，确实很吃力。所以，我虽然早想给你写信，总是定不下心来。望见谅。
不久前，有同志告诉我：“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三篇关于“两个口号”论战的评论，有一篇点名批评了我，要我找来看看。我认为：“两个口号”论战的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对“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怎样评价问题，是“四人帮”颠倒历史借以打倒一大批老文艺工作者主要论据之一，必须搞搞清楚。因此，我看了“文学评论”第二期的有关三篇文章后，就想写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但因材料不足，我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只能就“文学评论”三篇文章提供的材料发表一点意见。于是就写成致“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一封信。你阅后，如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请转给“文学评论”编辑部。
关于上海有关社会科学战线的情况，我想告诉你这样两件事：
关于理论标准问题，上海各报，除转载“人民日报”的几篇文章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听说，这是市委宣传部的意见：不表态。前些时候，且制止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允许讨论了。不知何故？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联，本来原班人物俱在，可以立即恢复活动，但市委宣传部却要筹备重新建立，置那些老人于不顾，令人不解。如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李培南同志，身体很好，一直没有人同他谈过科学院的问题，前几天组织部找他谈话，要他到社联任副主任，实际上是挂一个名，把他推出科学院的门外，被他拒绝了。这两个组织，已经筹备了七八个月，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成立，许多科学工作者都有意见。这样做，不管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是不利的。希望有关的上级领导能督促一下。
复旦大学的文科虽然备受“四人帮”的破坏，还是有相当的力量。我准备整顿一下，成立一个文科学术委员会，办一个“学报”，以推动科研工作的发展。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常给予指导，并寄我一些有关科研资料。
我身体精神都很好。 顺祝
你和你的夫人健安！向
乔木、默涵、梅益诸同志问好
夏征农 2／9
（徐按：从信的内容看，2日应为12日之误）
夏征农与杨占升的“笔墨官司”
夏征农之所以要向周扬谈起关于“两个口号”争论评价的问题，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出版不久的《文学评论》的一篇文章“批评了”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评两个口号的论争》，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杨占升。
所谓“两个口号”，是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提出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前一个口号是当时在上海任中央文委书记的周扬提出来，后一个口号是时任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提出、经鲁迅首肯后形成的。应当说，在当时反对日本侵略的大形势下，“两个口号”共同的目的是号召文艺界来推动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双方对形势的认识存在着分歧，其间又夹杂着一些宗派情绪（周扬和冯雪峰、胡风的对立），因而进行了一场争论。其后四十多年来，关于这场争论的评价，伴随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到“文革”揭幕之际，江青和林彪合谋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污蔑为“文艺黑线”的源头，并将“国防文学”口号判定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周扬为首的一大批成为“黑线人物”而遭到揪斗和关押。夏征农是“左联”后期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编《新认识》杂志，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也成为“黑线人物”。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推翻江青在《纪要》中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污蔑，重新评价“两个口号”的争论；而对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更迫切的要求是，如何对学生讲授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为此，1977年底至1978年4月，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