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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胃吹┐笱У澄谝皇榧牵�1979年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曾任上海文联主席，《辞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顾委委员，十六大特邀代表。
洪武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引起我的兴趣，纯出于偶然的因素。那是在十年大动乱当中，我和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从北京被下放到设在安徽凤阳的“干校”，去接受“再教育”。那儿正好是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明中都的地方，这使我能有机会探寻明中都遗址和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走访当地一些须发斑白的老乡。经过六百多年历史的风剥雨蚀，明中都的遗址只残存一堵破败的城垣和一座鼓楼的台基，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也只剩下龙兴寺、明皇陵等为数不多的东西。不过，在当地老乡中，还是流传着许多朱元璋的神奇故事，显示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听着当地老乡的诉说，面对颓败的废墟、荒冢、破庙，我深深陷入了沉思：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难条件下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为什么要选择无论是从经济、地理、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工将完成”之时，却又弃而不用？他在称帝之前那么善于网罗、招揽人才，而在称帝之后又为什么要那么残暴地屠戮功臣，把当年跟随他南征北伐的淮西将臣几乎杀个精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毫不留情地惩治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把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究竟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惨遭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当怎样进行评价？等等。这使我不禁涌起对朱元璋进行一番研究的念头，我对朱元璋的兴趣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干校”呆了三年后，我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大学中文系教书，尔后几经周折，又调回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后改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就得对朱元璋其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明帝国的创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是由他亲手擘画和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存在于脑海里的一系列同朱元璋有关的问题，更激起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强烈兴趣。于是，我仔细阅读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并认真查阅了有关朱元璋的各种学术论著。这样，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有些问题仍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题又尚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答案。因此，我决定自己尝试着来解开这些历史的谜团。此后在教学之余，就把主要精力用于朱元璋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经过几多寒暑，翻检史籍，搜集资料，寻幽探微，去伪存真，基本弄清朱元璋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也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先后发表一组论文，辑成《朱元璋研究》的集子交付出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撰写这部朱元璋的大型传记。
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八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青少年时期（1328～1351），包括两个阶段：从天历元年到至正三年（1328～1343），在农村随父母过着贫困的生活；从至正四年到十一年（1344～1351），入於皇寺为僧，其间曾到淮西流浪了三年多。第二个时期是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时期（1352～1367），包括三个阶段：从至正十二年到龙凤元年（1352—1355），参加郭子兴起义队伍，由一名普通士卒成长为统率全军的将领；从龙凤二年到十二年（1356～1366），渡江营建江南根据地，进而击灭陈友谅，逐步走上封建化的道路；从龙风十二年到吴元年（1366～1367），击灭张士诚，进而开展南征北伐，完成封建化过程，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第三个时期是创建明王朝时期（1368～1398），包括三个阶段：从洪武元年到八年（1368～1375），推翻元朝统治，奠定明朝开国规模；从洪武九年到二十二年（1376～1389），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基本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从洪武二十三年到三十一年（1390～1398），诛戮功臣，进一步巩固帝业。这部传记，基本上依据朱元璋一生经历的几个时期，按照年代的顺序来写，以便于读者了解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一生活动的轨迹。不过，考虑到朱元璋在洪武建国后的许多重大活动是交叉进行的，而且有些活动又往往跨越几个阶段，因此明朝创建时期的这部分内容，则按政治（包括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几个方面来划分章节，各个章节再按年代的顺序来写，这样可使头绪更加集中，或许更便于读者的阅读和掌握。
本书在写作中力争兼顾科学性和趣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注意写朱元璋本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曲折经历以及时代、阶级的影响所形成的鲜明个性，揭示隐藏在他行动背后的动机，使人物形象丰满而富于立体感，而且围绕朱元璋的活动，又以适当的篇幅叙述元末明初雷霆激荡的政治风云，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以及整个社会由乱至治、经济由凋敝残破到复苏繁荣的历史进程，写出朱元璋的决策对此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读者能以小见大，由朱元璋的一生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书中所有历史事实的叙述，都建立在经过审查考订确凿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不凭空臆测、虚构或杜撰，使结论符合于客观实际。而文字的表述，则尽量做到生动形象，活泼流畅，通俗易懂，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但这些设想究竟实现了多少，就只能由读者判断了。
这部朱元璋大型传记从1985年秋天开始动笔，中间时断时续，到1987年秋天写成第一稿。1991年，又用四个月的时间做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加工，写出第二稿，于1993年6月正式出版，书名叫作《洪武皇帝大传》。当时，中国明史学会前后两任的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和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吴仁安教授、吉林大学梁希哲教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史学集刊》发表书评，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拙著与原有的同类著作相比，“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大传》在行文方面很注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有些章节读起来娓娓动听，婉如在讲故事一样。这样，不但没有降低《大传》的学术价值，反而增强了可读性，达到雅俗共赏的客观效果”，“是继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大作《朱元璋传》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书也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曾多次加印。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1月）发表的《近十年来（1989～2000年）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的综述文章中，将拙著与后出的几部朱元璋传记进行比较后，也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深感欣慰，备受鼓舞，觉得自己在朱元璋研究上所花的大量心血并没有白费。
但是，正如三国时代魏人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拙著自然也不例外。书中不仅存在一些校核上的失误，有些史实的叙述也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本书的研究基础是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之时，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后来，随着史料搜集的不断丰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便萌生了增订重版的想法，并开始动手改写了某些章节。但因杂事繁忙，加上写作任务相当繁重，就把增订工作停了下来。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热情地提出为我出版增订本，这才决心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增补，先后写出了增订一稿和二稿。
这次增订，除了修正初版中的一些讹误，还根据自己新的研究心得，吸收学术界同仁新的研究成果，对某些章节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篇幅也由原先的五十万字扩增到近七十万字，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因与原著有较大的区别，故更名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仔细算来，从1985年秋开笔至今，前后用去二十年时间，如果从着手搜集资料，进行朱元璋研究之时算起，则整整花费了近三十年功夫。尽管如此，由于自己才疏学浅，谬误之处定然不少，热切期望广大读者和史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教。
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梓行后，有些熟悉的朋友和读者问起，书中何以未写朱元璋的“文字狱”？关于这个问题，拙文《再论朱元璋的功绩和历史地位》实际上已经作过回答。文中指出：“至于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之说，海内外学者早已指出，其论据皆出自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之佚闻，但这些佚闻却未见诸官修史籍，且彼此互相抵牾，漏洞百出，实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佚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