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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告诉贝茜，他无从得知依莲的动机，是出于要讽刺教授的理性和聪明，还是出于报复。大卫曾经收到依莲的一张明信片，这个他已经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的女人说，我比你所知道的还要后悔。
就这样，在贝茜第一次采访中大卫叙述了他的前科。这只是一次预演。
在课堂里提到拉康的时候，气氛相当轻松。那时大卫说的是生存的问题，拉康的欲望理论被征引来论证欲望的无能为力。不足以提供生活意义的欲望只是在“建构”上无能为力，在损毁方面，大卫很快就要明白，未能有效抵制的欲望在“解构”上的无穷威力。依莲很可能因一时的冲动就将大卫的生活推人难以修复的境地。那些不断贬值的意义和欲望，让大卫这个一直奔走呼吁要求赦免他人死亡的人，逼近了死亡，死亡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选择。依莲的迟到打断了大卫的讲述，而后虽然还是在讨论欲望和生活，话题却转移到帕斯卡尔那里。帕斯卡尔谈论的真正的快乐源于对未来快乐的幻想这个说法在故事当中没有机会得到验证。大卫在理性和自我牺牲及要珍惜他人的规劝中结束了课程，然而手段和目的的角逐则即将开始。
苏格拉底的名字和事迹被哲学教授大卫提到的时候，他正醉醺醺游荡在街头。酗酒似乎成了指控大卫的一种有力的旁证，他因此被更加彻底地边缘化。大卫和苏格拉底最大程度一致就是死亡之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自觉的选择。死亡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因为有了理想和目标，死亡可能成为一种策略的选择，成为他们最后的攻击手段。
为了事件的有效传播的需要使得大卫要求贝茜的在场。将贝茜引入故事，可能是因为大卫丧失了对媒体的信任所以必须仔细甄别，也可能是因为他在越来越临近的死亡面前失去了对德斯迪的信任，他想要继续生存。信息一旦被传播就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就像他最先讲给贝茜听的关于强奸的嫌疑：一个来自女学生设计的引诱和强奸指控，即使已经撤消，也不能平息的谣言，恢复他原先的生活。大卫不能不考虑在哪里、通过谁、如何发送这个信息。如果他已决意赴死，那么这个最后的信息必须由一个认同他们价值的人准确地传递出来。因为死亡使这两个始终坚持要废止死刑的人再也没有呼吁机会了。
按照约定大卫应在德斯迪的协助下生还，而德斯迪，这个有偏执倾向的边缘人，在康斯坦妮死后会彻底感到孤立，有可能步其后尘一起去死，这样就无法按照约定交出录像带。那么，大卫这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和使命，邀请贝茜的加入也在情理之中。
影片为了符合视觉化的叙述规律，贝茜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最后时刻加入事件的人，她也是观众参与事件的媒介。贝茜对大卫的认识经历了从罪犯到无辜者的转变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的论证，调动了她的智能、情感以及体力，观众的情绪和思考也始终与之同步。影片给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那些乌合之众对此案的出于无知，那么观众跟随贝茜的调查就能够摆脱无知和盲从。贝茜引领着所有从画面内外关注事件的人群，获得了康斯坦妮的死亡为什么会被伪装成为凶杀的答案。铁案不能回转，但悬谜不再是悬谜。
通过贝茜的形象，媒体在故事里呈现为一种可以信赖的面目，所有的负面问题，都推给了那些接受信息的人群，错综复杂的报道让他们变成了“乌合之众”。这些只听信媒体的人，以“他杀了人，所以应当死”，“这样对待他还是仁慈的”……等等直截了当的简单理由，构成了保留死刑的民意基础。面对乌合之众接受信息不加思考的特点，大卫不得不考虑媒介传播的策略。他所能够做的只有选择一个有声誉的受人尊敬的记者，来见证他的职业生涯被毁掉之后的冤死。
在访问过程中贝茜逐渐建立起她对于这些人的印象，关于大卫，关于大卫的律师贝里约，关于康斯坦妮，关于德斯迪，最终是关于这个故事。大卫已经把自己的整个意图清楚地告诉过她了，在最初他们的面对面时，他就说过，他要贝茜了解他的生命是怎样开始，又如何结束。为了把贝茜深深引入事件当中，大卫对贝茜展示了被拯救的渴望，直到最后一次采访时，大卫从容不迫地结束讲述，他的渴望才还原成为讲述过程中的情感策略。他告诉贝茜：我并不是要你来拯救我，我只是要你告诉我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怎样的人。
一旦在采访过程中认同了大卫，贝茜的情感也就产生了偏移。贝里约已经警告过她，他是大卫的好朋友，他的律师。但是贝茜和助手发现了他并未争取将大卫从死刑判决中抢救出来，他所做的事情似乎和援救大卫背道而驰。贝茜一旦企图救助大卫就不可避免要对贝里约有所误解了。
因为汽车的故障，找到证据能证明大卫无辜的贝茜不能及时赶到大卫行刑的现场，她听到了来自现场直播中公布他的死讯。大卫知道贝茜将为意料之外事件的发生而没能拯救他感到内疚，这内疚将缠绕她使她不得安宁。所以他让贝里约将他儿子的玩具寄给贝茜。贝里约在便签里写着，大卫要把这个给你，因为这是还你自由的钥匙。贝茜拆开玩具绵羊，她发现了录像带后面部分：在康斯坦妮自杀的现场，大卫也在，他走过去，在套住康斯坦妮头部的塑料袋上摸了一把，留下指纹。大卫透过屏幕望向贝茜，他是无辜的，但死亡出于自己选择的自觉，而不是因为向贝茜的呼救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然后大卫熄灭了屏幕的光亮——事件制造者自己来结束了生命，也结束了这个极端的事件。
谢泳的
一
对《观察》周刊和它的创办及主编者储安平展开研究，谢泳要算是一位开风气者。他的起步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时他在山西作协主办的《黄河》杂志当编辑，利用少有的出差机会，加上自费旅行的假期，在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以快速浏览方式，分几期通读《观察》周刊；重要的文章，才有选择地复印一些以备详阅深研。迄1993年，他便将研究文字整理成书，自费印刷了百把本，取名《研究》。十几万字，只作简易装订，寄奉友朋以作交流。这本小书完全以自由言说的方式写出，也没有向任何一家出版社商洽出版。当他惠赠一册白皮简装本给我时，已是1994年初夏，他手头只余两三本书了。刚一披览我就有一种新鲜感，于是边读边发抒自己的感想，写下了一些长短间杂的评点文字。最后，我在书名之前写下两行小字：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这当然是开玩笑的意思。
我把《研究》的消息告诉钟叔河先生。他叫我把这个自印本寄给他看看，我立即挂号寄去。谢泳听说钟先生有兴趣看，就又找出一本送给钟先生批评指正。
恰在这年秋初，周一良先生告诉我，十月上旬偕夫人飞美探亲。我抓住这个机会，自作主张地托周先生将《研究》带往美国，交给我的朋友谋求出版。周先生欣然允诺。遗憾地是，历经十载，《研究》在彼岸也未曾出版。这个结果跟承托者谋之不力有关。
今年九月刚出版的这本《储安平与》，它的前身就是《研究》。对其承袭演化的十二年简史，我算得是一个知情人了。谢泳在此书“后记”里说，“我在原稿基础上做了较多删除（主要是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他是很会说话的，细心的读者当能意会之。就我的印象，全书构架基本未变，只是补进了这十二年间各家关注储氏的一些新话题。因为储安平的“消失”，属于一个乱世中的非正常死亡，迫害者、见证者（？）事后都无颜站出来说话；而其他人当年都无暇顾及自身安危以外的事，所以这数十年来关于储安平的消息，自然不大可能有什么突破性新史料出现。这就是：大凡乱世，必是信史流失最多的时代。
二
虽然《研究》此刻不在我的手边，但我在1998年春与谢泳合编过一本《追寻储安平》，当时我将《研究》里不触时忌的篇目尽数选人书中，故现在可依《追寻储安平》中的《始末》一文（及相关篇章），看到其新旧演进的脉络。
《观察》周刊是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迄1996年9月是她的五十周年诞辰纪念。谢泳对这份周刊的精神和其主编的人格风度怀有一种钦敬的心情，他于是在1996年8月在1992年旧稿的基础上赶写出这篇《始末》，并特加一副题：纪念《观察》周刊诞生五十周年。今天这本新出的《储安平与》，其第十一节“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与《始末》中的“三、《观察》的复刊与终止”相比，其改写的段落要丰满得多，也精彩得多！略引如下：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三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当时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