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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如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也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是深刻的。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风大约始于1977、1978年前后，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余风强劲。
一开始，走私行为多为小部分渔民〃散兵游勇〃之举。可那时，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人们对琳琅满目的新鲜外来货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为例。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的〃东方表〃售价60元，性能好，外观更漂亮。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给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三十年中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有关原罪有罪与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的业务员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是注定的目标。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过后，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的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而且别有收获，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
这些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别邀请杨介生到家里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请，杨介生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一个堆满了大石块的玻璃瓶，看起来似乎已没有空间，实际上大石块之间的空隙，还可以容纳小石子；最后，在石子的缝隙里，还能继续填满细沙。当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创业荒凉、四处贫瘠、资源寸草不生时，不妨看看杨介生这位草根民营企业家的辛酸积累。
当上海对杨介生不再陌生的时候，他决心自己创业，在四川北路的白厦宾馆，租住了整整三年。
同年走出温州的还有年仅20岁的郑月球。他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
20多天的旅途，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踏上了青藏高原，却出现了高原反应。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寻活。
当时的拉萨，都是土房，非常落后。不过，幸亏穷，才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里，一做就是五年。
西藏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农牧民用不上电，只能点酥油灯和蜡烛。于是，郑月球成立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
设水电站工程要跑很远的路程，车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行驶常常翻车。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身边是悬崖绝壁，透过车窗，甚至可看见山下事故车子的残骸。一次，郑月球去藏北验收水电站，在一个冰面上，他的车陷在冰窟窿中无法动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僵持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了一辆大货车，郑月球死里逃生。
这一年，每个温州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郑元豹，出生在一个只有50平方公里的江南小镇。他的经历就像一个少年历尽磨难，但依然壮志凌云的励志故事。
对于童年，郑元豹的回忆是：〃伴随着灾荒、文革，从来没有裤腿完整的裤子穿，每天的奢求只是能吃饱饭。〃15岁哭着离别学校，郑元豹的第一份〃职业〃是打鱼。每天五毛钱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甚至能补贴家用。17岁，他改行打铁。一米六五的个子，还未发育完全的青年，在灰暗的堂屋中，站在铁砧前，抡起重达接近18斤的铁锤，一锤锤砸下去，一砸就是365天。
一年后，郑元豹和朋友合伙开铁铺，专为当地人加工农具和五金产品。业余时间，他创办一家武馆，招收学员，积攒起一笔资金。而后，经熟人引荐，承包杭州飞鹰机电控制厂。虽是小作坊式生产，也算是他真正踏上了经商之旅。
初涉商业江湖，郑元豹没有太多经验。去上海购物，坐了22个小时的船后，快到码头时，他突然发现身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