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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首的《 曹雪芹氏族家世简表 》及其后三篇《 从“三曹”到雪芹——中国“氏族文采”说之初议 》、《 曹雪芹的根：“诗礼簪缨” 》和《 释“诗礼簪缨之族”——红楼绎史之一 》把《 红楼家世 》的立场、构架表明，可谓全书的“总纲”。续后诸篇则是各种具体问题之微观的考索和论证，曹雪芹的生年和卒年，“丰润说”、“辽阳说”和“铁岭说”的辨析驳议阐释，“曹雪芹小像”的真伪和“奇特命运”……都是红学界争论得热火朝天且至今余波未息的“热点”。
既从小说文本中寻绎家史的密码信息（ culturalcode ），又以家史原型的蛛丝马迹来阐释小说文本的形象命意。如果要说得更具有理论意味的话，那么可以说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与研究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法互相融会结合的方法论特点，曹学与红学，家世与文本，文学与文化，在周汝昌的视野中，是“互文”（ inter…textual ）的。许多具体问题还可以也应该继续讨论争鸣，但《 红楼家世 》至少在两点上有启示意味，一是考证不应该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而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视野和目标，有一种人文精神；二是正视历史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并从而开创“以小说证史”与突出“综互合参”考证方法的新实践。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4）
考证使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光环更加灿烂还是愈益黯淡？红学考证能不能脱离文学感悟而达到纯粹的“科学”？这里面其实存在着深广的理论探索余地，特别是在当今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之时，更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
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紧密联系，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也由简而繁，自浅入深。从1964年2月十三万字的《 曹雪芹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到1980年4月十八万七千字的《 曹雪芹小传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 原书只有出版年份，无月份 ）二十四万字的《 曹雪芹新传 》（ 外文出版社出版 ），再到1999年10月三十二万九千字的《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 东方出版社出版 ），一共四次写曹雪芹的传记。《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后来又略加修订，变为四十万八千字的《 文采风流曹雪芹 》于2004年3月由山西的书海出版社重新推出。作家出版社2004年4月则出版了赵华川绘图、周汝昌配文的《 曹雪芹画传 》，是一种普及读本。
有关曹雪芹本人的历史材料是奇缺的，因此写曹雪芹的传记，其实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周策纵在为《 曹雪芹小传 》写的序言中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好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可是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周汝昌居然一写再写三写四写，真可谓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是曹雪芹的异代知音。
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注意凸显曹雪芹其人与《 红楼梦 》其书是中华文化的具现与典型这一核心思想。《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十二章正文再加《 雪芹赋赞 》、《 绪篇 》、《 楔子 》和《 附录 》，将曹雪芹的家族身世从蛛丝马迹中勾勒描绘出一个清晰鲜活的轮廓，但更重要的，是贯穿于这些“故事”中的灵魂，那既是曹雪芹的灵魂，也是《 红楼梦 》的灵魂，更是中华文化“华林”的灵魂。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有趣的，即在曹雪芹身上，凝聚了中华文化诸多复杂的因子，不仅有汉族文化的，而且也有少数民族文化的。
对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考证中，最能体现周汝昌“悟性”挂帅、“综互合参”研究个性而电光一闪豁然开朗的是对曹雪芹生年的考证。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句，到小说文本中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到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芒种节的核实查对，考定曹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这也就是《 红楼梦 》中作者暗写的贾宝玉的生日。这样的考证的确是“前后交互合推”，“理据是明晰而且充分的”。这样的考证绝对不是那种只知重视死“证据”，再作一点形式逻辑的表面文章，而完全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不知融会贯通的所谓考据家所能梦见。更非抓住手抄本上一个字的“避讳”问题就想入非非牵强附会以建立“新体系”的“考证”可同日而语。在周汝昌这里，发现证据是要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有机结合的，是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互为表里的。能悟到小说文本中暗写了贾宝玉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就绝不是艺术感觉薄弱的人所能达到。周汝昌超过别人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悟性，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综互合参”的能力，也就是掌握了“辩证法”的卓越体现。
90年代，《 北京大学学报 》的主编龙协涛（ 1945年生 ）约请周汝昌写文章，1995年第4期发表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的长文。这是趋近世纪末的“反思”文字。全文共分九节，小标题分别是：“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历史根源”、“‘新红学’的科学性”、“‘新红学’的不足之处”、“王国维与陈蜕”、“鲁迅大师”、“艰难的推进”、“红学的悲剧性”、“一点展望”。文章的中心论点是：
“新红学”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层次的研索方向迈往直前，竿头进步。
鲁迅对《 红楼梦 》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我素来以为，这才是够得上“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亦即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读者随着我们前文的笔踪一路而来，应该对这些表述不感到惊奇了。周汝昌的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实话实说。但对红学界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以主流自居的学者来说，这些话当然是非常刺耳而无法容忍的。于是，一波新的“批周”浪潮又汹涌而起。一批“商榷”的文章纷纷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胥惠民① 的《 读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 兼说〈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品格 》（ 1996年第3期《 红楼 》与1996年第3辑《〈 红楼梦 〉学刊 》）、贾穗② 的《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驳议周汝昌先生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 1996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李广柏的《 世纪之末纵论“新红学”—— 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二三事 》（ 1999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等。
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想见其内容和情绪了。而杨乃济① 的《 马二红学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 ）更是对周汝昌批驳指斥，行文情绪化很浓。当然，“拥周派”也不是没有，比较典型的，是严中写了反驳贾穗文章的“五评”（《 红楼续话 》）和史直生（ 阎肃临 ）写了针对胥惠民的《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 1997年第1期《 红楼 》）。这些文章或义正辞严，或辩锋犀利，真可谓针尖对麦芒。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5）
笔者写了一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1997年第1期《 山西大学学报 》，收入《 箫剑集 》），则是从学理上呼应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中的论点，指出：“《 红楼梦 》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 红楼梦 》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 红楼梦 》研究，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擞的文化事业。”“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