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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往积压的楼宇便乘势销出，令空置单位从1966年高峰期的16 389个锐减至1969年的2 342个。
这一时期，由于港元跟随英镑对美元贬值14。3％，香港物价全面上涨，在建筑成本中，工资普遍上涨30％以上，水泥、木材、圆铁等各类建筑材料分别上涨20％至50％不等。加上1966年起实行新的建筑条例，新条例下楼宇建筑面积至少要比旧条例减少20％，实际上增加了楼宇建筑的成本。种种因素，推动了香港楼价、租金的上升。
首先回升的是在地产危机中被贱价抛售的花园洋房、高级住宅。从1968年起，位于港岛半山区、浅水湾和九龙塘的高级住宅，租售价均开始急升。1969年初，高级住宅楼价每方尺已回升到60元至80元，其后节节上升，到1970年底已普遍升至160元至200元，两年间升幅逾1。5倍。高级住宅租售价格上升的原因，是60年代中后期楼宇供应量大幅减少，期间，随着经济的复苏繁荣、股市的急升，大批外资公司尤其是美、日的跨国公司前来香港开设分支机构，派驻香港的高级职员增加，对高级住宅、花园洋房的需求殷切。
在高级住宅的带动下，中低档住宅楼价亦于1969年春夏之间开始上扬。每层面积在500方尺至900方尺的唐、洋楼混合形式中价楼宇，每方尺售价从1969年初的55元至70元上升至1970年底的120元至160元；每层面积在300方尺至500方尺的低价唐楼同期亦从每方尺50元至65元上升到100元至120元，升幅约1倍左右。这一时期，由于港府已开始大规模兴建廉租屋邨，吸引了不少低下层市民入住，故中低档楼宇的售价升势略为缓慢。
楼价的上升带动租金的全面上涨，港府于1970年6月颁布租金管制条例，不过并未能阻止租金的升势。据估计，在其后的3年间，非管制楼宇的租金逾倍飙升。其中，唐楼平均飙升130％，小型洋房飙升200％，大中型洋房升幅接近300％。结果，港府于1973年6月再颁布一项临时租金管制法例，规定从7月1日起，凡未受现行租金管制条例约束的所有战后住宅楼宇的租金均暂时冻结；被冻结租金的业主，均不得对住客加租或迫迁，否则将予以处罚。
在商业楼宇方面，由于供不应求，租售价格亦全面上升，以甲级写字楼租金为例，1968年月租每方尺1。24元，到1973年已上升到月租每方尺4。97元，5年间升幅约3倍。港岛中区一些新建成的甲级写字楼，月租甚至高达每方尺6元至7元。由于中区租金昂贵，部分公司商号逐渐将写字楼迁往湾仔、铜锣湾、上环，甚至九龙。而商业铺位的价格亦从1970年起大幅上升，尤其是繁盛地区的商铺，升势更为凌厉。当时，普通地区商铺月租每方尺约5元至6元，繁盛地区15元至30元，而尖沙咀旅游区则高达100元，出售价格多以月租的100倍计算，即月租5 000元的铺位要价50万元。
这一时期，分层工业大厦在兴建、租售方面亦相当畅旺，这是香港工业化的结果。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3年的4年间，新建成的分层工业大厦平均每年达600万方尺，租售出去的面积亦达平均每年555万方尺，这个数字是60年代后6年平均每年租售266万方尺的1倍。不过，由于供应超过需求，租售价格升幅远不如其他楼宇，空置量亦从1970年的190万方尺增加到1973年的224万方尺。
楼价、租金的上涨亦刺激了地价的飙升。这一时期，土地拍卖价格屡创新高，其中最瞩目的，要数置地高价投得中区海旁的一幅地皮。1970年6月，置地在官地拍卖会上，以2。58亿元的高价，投得中区海旁一幅占地53 000方尺的新填海地，平均每方尺地价4 868元，创香港有史以来的最高地价纪录。当时，置地在竞投该幅土地时，美资财团曾虎视眈眈，摆出势在必得的架势，事后又扬言要控告拍卖官，说下槌太快。这个地价是1954年香港一幅酒店地价每方尺504元的8。6倍，而后者在当时亦破香港有史以来地价的最高纪录。
1973年春地产高峰时期，地价、楼价、租金受到股票投机狂潮的影响，不断攀升，楼花炒卖，异常活跃。当时，不少地产商均延迟楼宇销售，宁愿空置以待更高售价，甚至保存楼宇收租；而买家的要价更漫无标准，出现了有买家无卖家的局面。这时期，股市亦弥漫着一片狂热情绪，股民“只要股票不要钞票”，一窝蜂地投机股市。当时，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曾提醒市民，股价已升到严重脱离实际的高度，投资者应持谨慎态度。可惜，桑达士的忠告瞬即淹没在股市的喧嚣之中。
地产的过度发展和股市的过度膨胀，终于酿成股市危机。1973年3月以后，以发现假股票事件为导火线，触发股民恐慌性抛售，大市终于从3月9日恒生指数1 774。96点高峰掉头下跌。其后港府采取连串措施，包括向股票交易征税，实施租金管制、收紧信贷等，更加速跌势而一发不可收拾。到4月底大市在短短一个多月内跌至816。39点，到年底再跌至433。7点。到1974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跌至150。11点低谷，已不及高峰时期的1/10，股市损失惨重。紧接着，1974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香港经济不景气，银行进一步收紧信贷，地产业遂再次陷入另一个低潮。
1973年，港九新界各区有一大批年期为75年的土地租借期期满，需重新续约换契。其中，仅新九龙就多达4 800多幅，上盖楼宇逾万幢。〔2〕根据法例规定，这些土地的续约换契，须按市值补交地价。然而，当时香港的地价在投机热潮中已升至相当不合理水平，若按此市值补交地价不仅使业主负担沉重，对当时香港不景气的经济亦将造成打击。1973年12月12日，港府制订官契条例，规定土地年期届满而可续期的土地均可自动续期，重估地税为“每年应课差饷租值”的3％。这一措施无疑有利于减轻当时地产业面临的压力。
1。2 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的地产热潮
中东石油危机过后，香港经济经过短暂的调整，于1976年全面复兴，该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幅高达17。1％。这主要因为香港经济具有高度的弹性和灵活性，能迅速因应国际市场的转变而作出调整。况且，香港的制造业属轻纺工业，对能源需求较小，故能很快度过能源危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快复苏。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开始转型，成为亚太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1970年以前，香港金融业差不多全是由经营零售业务的商业银行构成。70年代初，随着股市勃兴，大批跨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人银行、国际投资银行纷纷到香港开设分支机构，本地中小型财务公司、证券公司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后，港府相继放宽外汇、黄金管制，使石油美元东移，香港逐渐成为国际贷款的重要中心和世界四大黄金市场之一。股市也逐步回升，形成“金股齐鸣”的繁荣景象。1978年，港府宣布“解冻”对银行牌照的发放，大批国际银行进入香港。到80年代初，香港已从单纯以经营银行业务为主的模式，演变成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以外资银行数量计算），仅次于纽约和伦敦。〔3〕大批跨国公司在香港开设分公司，大大增加了对香港商业楼宇和高级住宅的需求。
这时期，香港的人口持续膨胀，社会结构亦发生转变。1970年，香港人口尚不足400万，但到1980年已超过500万，大量新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对房屋需求造成了持续的压力。而且，五六十年代是香港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批人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均进入结婚年龄。据统计，80年代平均每年约有50 000对青年人结婚。香港的家庭结构亦发生重大转变，核心家庭正逐渐取代家族大家庭，因此，每年50 000对的新婚夫妇对住房的需求惊人。到1981年地产高峰时期，中小型住宅单位每平方米售价被推高到10 000元，即每方尺售价超过1 000元。〔4〕
刺激地产业蓬勃发展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1976年，中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为期10年的“文革”动乱，并开始推行四个现代化计划。1979年，邓小平复出，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并推行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路线。其后，广东、福建两省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4个经济特区，吸引外资，香港与内地的经贸联系因而获得全面性的发展。香港顿时成为中国内地与国际经济的枢纽和桥梁，大量外资流入，准备以香港为跳板进军内地市场。时局的骤然转变，给投资者带来极大的鼓舞，香港经济遂呈现了战后以来罕见的繁荣，1975年到1981年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的实质增长都在10％以上。
人口的膨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繁荣，推动了香港地产市场从1975年开始复苏，并于1981年达到空前高潮。期间，地产发展商大规模投资兴建各类楼宇，包括住宅楼宇、商业楼宇尤其是写字楼，以及工厂货仓等，地价、楼价、租金大幅攀升，楼花炒卖盛行，投机之风炽热，地产市道呈现空前的繁荣盛况。
在住宅楼宇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在地产市道扮演重要角色的唐楼已被逐渐淘汰，代之而起的是高层住宅大厦和大型私人屋邨。私人住宅的建成量逐年大增，从1976年新建成15 425个单位，增加到1981年高峰时期的34 475个，5年间增幅高达124％。新建成的住宅楼宇中，以10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型楼宇所占比例最大，每年均在90％以上，其中40平方米以下的小型住宅楼宇约占50％左右。住宅楼宇价格大幅飙升，以最受欢迎的小型住宅单位为例，1976年每方尺售价是265元，到1981年高峰期已上升到每方尺1 050元，5年间升幅接近3倍。（见表3。1）
商业楼宇市场，无论是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