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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魏斯及其情报网开展的活动，军事情报局人员不得不离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华沙市郊别墅区，迁移到多石多风、气候潮湿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一迁移带来的后果还不只是个人生活上的不便。重新部署瓦利司令部的整个系统需要相当时间。实际上这等于使一个最重要的德军谍报机关长期失去战斗能力。
这一间歇给瓦利司令部正常工作带来的危害相当于一次巨大的破坏活动，损失严重，难以估计。
随着司令部人员和财产的转移，魏斯在军事情报局内撒下的情报网内的工作人员，那些经过他挑选和训练的人也都一个不少地转到了新地方。这对魏斯来说是最重要不过的了。这些苏联人，魏斯的助手，将在新条件下完成自己的任务。不管瓦利司令部是在华沙近郊环境舒适的森林里，还是在柯尼希斯贝格地区多石的土地上，苏联情报机关都能随时了解它那混凝土暗室中酝酿着的一切阴谋。现在，瓦利司令部驻地的围墙已不是木墙，而是高不可攀的钢筋混凝土墙。这也不打紧，在围墙里边有我们的人，有苏维埃人。
瓦利司令部的技术实验室里有个名叫彼得·希梅尔的化学技师。他在这里已工作了一个多月，是一位制造密写墨水的专家，同时负责指导学员使用这种墨水。
他是国家社会党老党员，上过前线，在斯摩棱斯克附近负了重伤，出院后被安排到军事情报局系统工作。
他为人古板，沉默寡言，然而自视甚高，认为自己荣膺的两枚铁十字章——一级、二级各一枚，足以说明问题。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全家在苏联海军航空兵轰炸柯尼希斯贝格时遇难，因此大家都能理解他的忧郁和孤僻。
这个彼得·希梅尔真名叫彼得鲁斯·马图索夫，他板着脸孔，三言两语向魏斯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并交给他一封总部的短函。
原来，马图索夫在战争初期和一批白俄罗斯肃反人员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活跃在敌后。后来他调到游击队司令部工作，指挥一支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住了一个时期医院。伤好后参军入伍，在一所收容德国伤病战俘的医院里当看护兵。他懂德语，看守德国官兵比较方便。作为一个志愿去敌后工作的人，他还借此了解到一些需要了解的情况。
这样，他不仅提高了医疗技能，也增长了情报工作才于。这时他选中了一名履历适当的德国战俘作为他的原型。
后来马图索夫被送过战线、通过秘密接头点进入瓦利司令部担任上述职务。
马图索夫逐渐熟悉工作之后，魏斯便看出，如果有朝一日他要把职务——不是在瓦利司令部担任的职务，而是作为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应当执行的任务——移交给旁人的话，那么马图索夫将是一个最可靠的人。彼得·希梅尔完全能够胜任已晋升为中尉的约翰·魏斯所承担的全部职责。
显然，帝国顾问冯·克留格已经在电话里和盖德及兰斯道夫谈过约翰·魏斯的事。
正当瓦利司令部全体人员热火朝天地忙着搬迁时，魏斯却接到一项命令，要他到帝国顾问指定的几个集中营去出一趟差。
亚历山大·别洛夫已经完全进入约翰·魏斯的角色，这一决定真叫他感到委屈。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魏斯大为恼火；居然没有一个上司对他的出差提出异议，也没有谁为军事情报局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约翰·魏斯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是军事情报局的重要人物）在瓦利司令部困难的时刻离去而感到惋惜。
正因为如此，魏斯在兰斯道夫面前便明显流露出敬而远之的态度，脸上总带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表情。他对自己这种委屈的情绪简直有点沾沾自喜，而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他们分明对他不公平，因此他可以指望在将来得到补偿。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在职务的提升方面毫无好处的出差却突然给了他几天的自由。想找到埃莉扎，没有这几天时间是不行的。
魏斯从不同渠道搞来的情报都说明不了埃莉扎为什么被捕，但他从中知道了她被囚在哪个监狱。
这座监狱很远，在一个山区的古城堡里。古堡的高墙内有一幢不大的现代化钢筋水泥建筑。这里专门囚禁特别重要的政治犯，通常只有一、二十名犯人，因此警卫队的人数也不多。
一些有声望的德国历史学家认为，纯正的贵族气质是代代相传的，一个出身低贱的人，无论他在精神上、肉体上如何得天独厚，也不可能具备这种高贵的气质。他们说，真正的贵族气质是一目了然的。
也许魏斯不知道这些学者的理论有何根据，也许他没有那么渊博的学问来跟他们辩论这个问题，但是眼下他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变成一个傲慢自大、头脑迟钝、不明事理、刚愎自用的普鲁土人。作为一个高傲已极的普鲁士人，他在一些问题上的无知将被别人看成是故弄玄虚，而不是由于他对自己碰上的某些事情（魏斯知道会碰上的）毫无了解。
魏斯提出了营救埃莉扎的方案，和祖鲍夫一起作了仔细研究。为了让祖鲍夫相信这个方案万无一失，他可费了不少精神，最后不得不采用强硬手段，宁肯让自己的威信受一些损失。起初，祖鲍夫把他的方案称作胆小怕事的可怜花招，说只有那种假仁假义的人，那种即使为了营救命在旦夕的同志也不敢公开直接地冒一次险的人才于这种事。
“肃反人员的小聪明教会您瞎编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祖鲍夫说。“这不是战斗行动，而是电影剧本！”
争论激烈时。他还举出捷尔任斯基的权威性例子，说他无所畏惧，深入虎穴，只身去见那些发动暴乱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至此祖鲍夫仍不满足，还说魏斯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情报人员，是摇笔杆子的，而不是战士。
然而祖鲍夫终于还是让了步。魏斯好言相劝无效，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做说服工作。他站起来板着面孔说：“少尉同志，我命令您……”
祖鲍夫只得服从了。
瓦利司令部的雕刻师巴巴什金及时给魏斯做好了必要的证件。他干得很匆忙，因为司令部的技术部门马上要随汽车队转移到柯尼希斯贝格去。
祖鲍夫小组的集合地点选在距监狱四十公里的一处茂密的山林里。这是按照地图确定下来的。
祖鲍夫必须在夜间率领全组人员，携带装具、武器和军服到达那里。他还必须搞到一些集中营囚犯穿的衣服，特别是盖世太保逮捕重要犯人时使用的手铐和脚镣。
魏斯应单独到达集合地点。
他客客气气地送走了祖鲍夫，自己也动身上路。给他开车的是个叫做普达舍克的捷克人，瘦高个儿，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可是这个人在夜酒馆里相当成功地当过一名丑角力士。这是魏斯通过埃莉扎为他安排的职业，当时那位扮演卓别林的演员已被盖世太保处决了。他之所以丢掉了性命，是因为有时在刹那间装出元首模样，加以丑化。
普达舍克曾是捷克著名的十项全能运动员，不仅身上肌肉发达，连脸也结实得象个铁疙瘩。他善于控制自己的脸部，能让两顿的肌肉象强壮的二头肌那样鼓起来。他玩起地滚球来一点也不费劲，只是稍稍低着头，不时反一眨眼睛。
魏斯发展普达舍克还颇费过一番脑筋呢。当时普达舍克为了弄清魏斯是否真是苏联情报员，曾要求他把苏联所有著名运动员的名字—一回忆出来。
后来普达舍克相信了，对魏斯欣然从命。他感到十分幸福，那张抑郁不乐的脸上增添了一种骄傲的神情。照他的说法：这回可要叫法西斯心惊肉跳了。后来果然如此。魏斯把他介绍给祖鲍夫后，他们就开始在一起战斗。据祖鲍夫反映，普达舍克在每次行动中都胸有成竹，象一位行家，仿佛他是在体育场上和对手较量，而且早就料定对方不是他的对手。
有一回魏斯责备普达舍克太冒失。这位捷克人忧郁地说：“即使我被打死，按得分来说我也赢了。”同时扳扳着青筋磷磷的细长指头，—一列举他和祖鲍夫夜袭时给敌人造成的损失。
一个德国军官，不带任何警卫，乘坐敞篷小汽车在波兰公路上行驶，这是要冒极大的危险的。魏斯知道，波兰游击队，苏联行动小组以及逃亡战俘自动组织的队伍是决不会放过这种猎物的。
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普达舍克。
后者问道：“怎么，你害怕了吗？”
“你呢？”
普达舍克忧伤地点点头：“有生以来也没有象这样害怕过！要是咱们被自己人的子弹打中，那可太惨了！”
为了保险些，他们决定穿便服前往。普达舍克甚至提议从波兰地下工作者那里搞些证件来，但时间不许可了。
幸而一切顺利，他们平安地到达了指定地点。
祖鲍夫的人隐蔽在一条灌木丛生的山沟里。他把卡车也开进了山沟，这辆车是他们从离城相当远的一个补给基地上偷出来的。卡车挡上了一圈胶合板，和监狱里的带篷汽车一模一样。
包括祖鲍夫在内的八个人都穿党卫队制服。其余的人穿集中营条纹号衣，脚下是系带子的木底鞋，胸前缝着一块布，上面写着“K”字，即“战俘”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祖鲍夫就地用推剪给他们剪了发，有的剪光半边脑袋，有的从当中推出一道沟，有的则理成光头。这是因为每个集中营都用各自的方式给囚犯留下标志。
大家都在忙着，有人用墨汁在臂上写集中营囚犯的号码，有人朝脸上抹泥土。普达舍克也干起来。他把有些人怎么弄也不显瘦的脸化装得非常成功。
“囚犯”化装占去了不少时间，这当儿魏斯换上一套专门为他准备的上尉制服。
他觉得这套制服很合适，穿上身仪表堂堂。那种普鲁士武功世家的傲慢派头，那种对周围人冷冰冰的蔑视目光，都显得非常自然。现在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