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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戈加”做了那个人认为有利于反法西斯斗争因而也是不合情理之事。但因犯们不肯宽恕“戈加”。“戈加”的身体渐渐坏了，最后堕落为“卡波”。现在成了这里的学员。
哈根和颜悦色地向这个两眼失神的人解释道：要是共产党不在战俘中间建立地下组织，而战俘也遵守营规的混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在集中营设置警卫，也不必实行惩罚制度，因为这一切都违背了德国人固有的同情心理，给执法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违法者肉体上所受的痛苦。
“至于限制囚犯的口粮，原因也很简单。德国肩负着养活苏联战俘的使命。但是占领区的苏联人实行怠工，使德国得不到足够的粮食来供应战俘。所以，苏军战俘在集中营里饿死，应由占领区的苏联人负责。”
哈根喂喂细语，同情地瞧着“戈加”那双失神的眼睛。
“戈加”坐在哈根面前的凳子上，上身挺直，保持“立正”姿式，两手老老实实搁在膝盖上，烟蒂快烧到嘴唇他也没有觉察。他的脸上神情淡漠，只是右脚——也许就用它踢去处绞刑的同志脚下的凳子——不停地颤抖着。
哈根作出笑脸，俯身对“戈加”说：“俄国人民很好嘛，纯朴善良，创造了不少优美歌曲，都是勤劳的庄稼汉。我们很喜欢俄国人民，所以要帮助你们达到目的，让俄国重新变成舒适安宁的家园。”他奉承道：“你们有过两位仁慈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她们都是德国人。啊，她们是多么关怀俄国人民！老百姓叫她们‘大娘’，也就是‘妈妈’。真是太好了！”哈根把眼睛朝上一翻，换成一种严肃自责的口吻说：“当然，我们德国人也对你们不起，没有能及时向全世界揭露马克思思想的罪恶。你们成了这种思想的牺牲品。我们对马克思生在德国负有责任，所以要拯救别的民族免遭他的思想毒害。英勇无畏的士兵们正在协助我们。”
他关切地问“戈加”：“你都明白了吗？”
“戈加”霍地站起来，挺直身子：“是！”
魏斯发现他那失神的眼睛里刹那间闪出一丝凶光和嘲笑的神气，很快又黯淡下去。
“戈加”走后，哈根请魏斯打开办公室的气窗，嫌恶地说：“这些畜生身上都有一股狗味儿。”
他自鸣得意地问魏斯：“看到了吗？这东西听见我说他们种族的好话就感动得要命。我们应当熟悉他们的历史和风俗。这会使他们高兴，唤起他们庄稼汉的正常本能。”
学校的领导、教员和教官，人人想方设法，力求更好地执行关于赢得学员信任的秘密指令。
魏斯觉得这道阴险的指令堵死了他接近学员的路径，使他也陷进了圈套。既然领导、教员和教官都遵照指令假惺惺笼络学员，那么魏斯所需要的那种人迟早会对德国人产生极度不信任的心理。对魏斯来说，这个办法是不可取的。尚存一点自由渴望的人会把魏斯的一切意图看作圈套。
是否向他物色的人暗示一下，德国人的友好态度全是诡计呢？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必须预先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行。可是德国人都在竭力这样干，那些选中的对象又怎能区别他的诚意和他的同僚们的意图呢？
魏斯擅长扮演各种角色。经过事先的训练，他迫使自己改扮成德国人，成为地道的德国人，同时又保持本性不变。他不断提高演技，孜孜不倦地从周围人身上搜集和汲取各种细微特征，揣度交往对象的心理状态，不假思索地、准确地谈论他们那一套大道理，使之成为护身的铠甲和官冕堂皇的思想外壳。所有这些他都能做得维妙维肖。但是，他却无法窥视那些祖国叛徒的灵魂深处，无法设身处地仔细了解他们在目前处境下还残留着多少人性，而什么品质已经丧失殆尽。
他能设想，一个受尽折磨、吓破了胆的懦夫怎样在绝望的时刻“光棍不吃眼前亏”，向敌人作出最初的让步，卷进了漩涡的第一圈，然后愈陷愈深，终于被逐渐缩小的水圈卷入水底而遭灭顶。
应当理解这种人，应当找到规劝的方法，使他们耻于懦怯，恢复勇气，萌生希望，相信立功赎罪之后可以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但也要估计到，走上这条堕落之路的人为数不少。除了懦弱分子外，还有另一种人，今天变本加厉地干着新的、更为卑劣的叛卖活动。这种胆小鬼听信法西斯分子的虚诺假愿，轻易上钩，有恃无恐，指望在宰割祖国的盗匪勾当中充当一名死心塌地的帮凶。他们相信，每一块被宰割的土地将在日尔曼帝国的荫庇下成为与世隔绝的古老宗法制保护区，德国会把这些农业民族区作为自己的原料产地而加以监管和关怀。
魏斯无法了解这种人，不能理解他们。尤其是从间谍预备学校来的人员，都已经过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中心的培养。他们梦想把自己的民族拖回到古老宗法制时代，让百姓们俯首贴耳，过那“民族独立”的恬适的茅屋生活。为此他们不惜毁灭本族人民，因为它加入了苏联各民族大家庭——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又不能忽视，除了这些把敌人的观点刻骨铭心的家伙，还有一些人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将这些观点用作保护色和自卫手队
学员上课要写一篇作文，题为：《为什么我与苏维埃政权为敌》。
这篇作文一方面算作向敌人出卖灵魂的支票和保证书，另一方面又可提供研究资料。据此能够判断，作者的叛变行为同他的祖国观有多少联系。
尽管这种文字读起来叫人恶心，魏斯还是花费了好多时间。他聚精会神地分析每一句话，发现其中隐晦的含义、思想的棱角，以及为了不侮辱人们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而采取的支吾搪塞手法。魏斯还尽力辨别，哪些话是言不由衷，装聋作哑，暗含着对故国残存的一点依恋。别的译员不如魏斯那样情熟俄语，不能完全明了作文中某些隐秘的内容，不能象魏斯那样揭示出字里行向的真实思想，领会其中的寓意、双关和暗含的讽刺。
因丧失自身财产而产生的隐隐仇恨和希望这财产失而复得的念头搀和在一起，这种心理在德国译员们看来，不过是奴才对主子劫掠的财物厚着脸皮想分一杯羹罢了。他们把这样的人列为异想天开分子。
学校鼓励每个人用反苏宣传的陈词滥调替自己装点门面。允许学员们自称德军秘密同盟军。其实他们不过是放到敌船上的一批黑耗子，只能在船舱里乱咬一气罢了。
军事情报局人员根据作文中的自白研究间谍的心理状态，象公务员那么卖力地统计有多少条明确或含糊的反苏言论，计算结果对学员有利，就打上及格分数，否则要求重写一篇。
魏斯自己也有一本账。他记下某些学员的代号。在他们的作文里出现了模棱两可的语句、大写字母开头的“祖国”一词以及其他微妙含义。这些也许是含沙射影，也许是没有改掉的积习所致。
怀有隐隐仇恨的人并不特别想证实他们甘愿服从强者的意志。魏斯向兰斯道夫汇报情况时，着重指出写这一类作文的人都唱一个调子。魏斯谨慎地暗示说，这种人不可信赖，他怀疑他们是否真诚，因为他们老是机械地重复那几句反苏的话。
兰斯道夫夸奖魏斯很有眼力。
哈根起草了一个向苏联境内派遣破坏人员的战术力案，提议同时派遣两组人员，分工如下：甲组直接执行任务，乙组实行平行监视，甲组完不成任务时，乙组将其消灭。
魏斯写了一份同样内容的呈文，他的建议和哈根的方案毫无二致。但是不久他又向兰斯道夫递交了另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他的前一份报告是错误的。
魏斯首先提出经济方面的理由，例如运输工具的耗损，燃料、武器装备和通信器材的耗费等。其次他考虑到不好向柏林汇报。如果每执行一次任务都要派遣双倍人数的特工，而只有半数人的活动产生效果，那么学校的工作效率只能事倍功半。再者，既然元首提倡总体间谍战，就应遵照这个原则大批派遣间谍。这方面的潜力还相当大，即使受到一点损失，也不致背离宏旨——元首的指示。
兰斯道夫采纳了魏斯自我批评的意见，同时扣下了哈根的报告，认为后者提出的战术只能在执行特别重要的任务时采用。
这样，魏斯提前作好了准备，一旦将来有人专门去监督特工的活动并受权在必要时处死他们，那就会使派遣小组行动瘫痪。魏斯还向兰斯道夫灌输一个思想：应当预计到某些小组完不成任务，它们的失利也无关大局，因为派遣小组的数量将会逐渐增加。
魏斯努力这样做，因为在目前处境下他依然坚信：战俘中叛徒毕竟是极少数，谍报局物色所需人员时不仅招来一小撮叛徒，也会收进一批依然忠于祖国的苏联战俘。如果告知集中营地下组织，它们也会派人打入间谍学校为国立功。
魏斯不惜宣扬起种族论来。他要让同僚相信，劣等民族的人根本不能胜任艰巨的间谍使命，智力低下、头脑简单乃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
魏斯安慰哈根说，即使几个小组失利或投敌，也能麻痹俄国人的警惕性，在一段时间内为其他小组的活动创造良好条件。
哈根赞同魏斯的意见，称之为投掷诱饵战术。他甚至说，这种战术是特别行动的一个新创造，既有大批人手可供使用，又不必象在西欧战场那样为他们的效力支付重金。
第三十五章
“O—X—247”实验营的740014号犯人，就是魏斯救过他性命并向他透露身份的那个人，已经顺利进入间谍学校，办完手续之后领了个“爱司”的代号。
第一次同魏斯谈话，他就对调离死亡营一事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他冷冷地，带着几分傲气地告诉魏斯，他已被选为集中营地下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同其他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