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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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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兵,一举一动,足以影响到帝国的存亡,成为继二世皇帝、郎中令赵高和丞相李斯之外的又一政治势力,秦王朝政权的外在支柱。 
    章邯的政治崛起和军事胜利,其背后的支柱是李斯。这时候的章邯和李斯,是将相两翼,内外一体。将相和,天下安,李斯与章邯间的信赖合作,是秦军顺利平定叛乱的政治基础和安定条件。然而,就在章邯军顺利进军关东、逐一平定各地叛乱的时候,二世政权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政治裂痕,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陷于权力斗争,二世皇帝最终站在了赵高一边。 
                  
二世皇帝的苦恼
    受到叛军兵临城下的重大刺激,生来没有政治才能、也无施政兴趣的胡亥完全丧失了对于权力和人生的安全感,及早享受人生,满足行乐的欲念,成了他至上的追求,如同查知死期濒近的绝望者,时限越是紧迫,行乐越须及时。 
    周文军攻入关中威胁首都,是秦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秦王朝君臣上下震动极大。首都地区的威胁解除以后,追究责任的言论动向,开始出现。 
    李斯是政府首班,施政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沟通皇帝和大臣的枢要,上上下下的各种指责非难,自然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李斯尽管年迈自保,毕竟执掌秦王朝国政多年,政治经验丰富,通过陈胜叛乱骤起、急遽扩大蔓延的事件,他认识到先帝晚年以来的急政是事件的原因。先帝统一天下以后,北逐匈奴,修筑长城,南征南越,屯戍五岭,通驰道连接各地,筑直道通达边境,骊山陵园尚未竣工,阿房宫又开始修建,所有这些工程,都征发百姓服役承担。徭役过重,贻误农耕,民生不能安定,逃亡犯法增多,帝国法制严密,有罪必罚,又引来避刑抗法的蔓延。陈胜、吴广之乱,就是役重法严之下人民铤而走险的结果。为了迅速平定叛乱,安定帝国,在坚决实施军事镇压之外,帝国的施政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减轻徭役,缓弛刑法。 
    李斯的看法,代表了二世政权内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方面的意见,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先帝老臣都支持李斯。由于事关帝国安危,三人决意向二世皇帝呈情上书,上书由李斯起稿。李斯不仅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家,他在上书中分析形势,辨明利害,委婉地表达宽刑减徭、转换政策的必要。对于二世,他也从先帝顾命老臣们的立场,希望年轻的皇帝以古代圣王尧和禹为榜样,夙兴夜寐,励精图治,在危难之后,重振帝国万世江山。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李斯的上书,不但没有促成二世对于转换政策的认同,反而招来了二世的严厉非难。二世不仅不同意宽刑减徭的政策转变,而且对李斯以尧、禹要求自己的提法极为反感,提出尖锐的质问。 
    二世下书李斯说:对于丞相所言,“我有自己的看法。韩非子说,尧统治天下的时候,殿堂只有三尺高,栎木的椽子不作雕饰,茅草的房顶不作修剪,即使是驿站客房,也不至于如此简陋。冬天披鹿皮,夏天穿麻衣,吃粗粮,喝菜汤,用土盒盛饭,用土碗装汤,即使是里监门房的饮食,也不至于如此粗糙。禹穿凿龙门,开通大山,疏浚九河,筑堤九曲,引涝水通于大海。然而,禹自己腿胫掉毛,手足生茧,面目黝黑,最终死于都外,葬身于会稽,即使是俘虏奴隶,其劳作也不至于如此酷烈。这种行为举事,是愚戆不肖的人之勉强所为,不是聪明贤达的人之自然行事。贤人拥有天下,重在贵有;贵有之要,在于使拥有的天下适用于自己。所谓贤人,必定是能够安定天下治理万民的人,若是连自身都不能安逸得利,如何能够统治天下?出于这种考虑,我愿肆志广欲,长享有天下之利而不受有天下之累,难道不可以吗?” 
    二世皇帝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抱负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帝室公子,他年方二十出头,敏感早熟而神经质。多年来,目睹父亲一生汲汲于政务,宛若尧王禹帝般劳苦,而当天下伟业大成时,却面临病痛的折磨,苦于生命的短暂,寻药求仙,苦苦期求得不到解脱,终于违愿逆情,撒手葬身于暗黑冷彻的地下。贴近父亲一生的真相,特别是亲临父亲垂死的阴冷,胡亥早早地生出生命苦短的强烈感受。 
    即位之初,胡亥曾经私下将他的这种心境向老师赵高透露过。他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马快车驰过缺隙,转瞬即逝。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希望能够穷尽耳目之所喜好,享尽心志之所欲望,同时也安定宗庙国家,使百姓和乐,如此长有天下,享尽天寿,办得到吗?” 
    赵高是善揣人意的人,他顺应二世的心思,肯定二世的想法是唯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够实行的两利良方。赵高又是心机深刻的人,他诱导二世不安和享乐的心思去消灭政敌。在赵高的诱导下,二世将兄弟姊妹们几乎杀了个精光。二世骨肉相残,目的是消灭帝室中可能的竞争对手,求得在位的安心,为享乐创造条件。兄弟姊妹们斩尽杀绝,孤身一人承继父业以后,在亲情的孤寂之外,似乎一时得到某种安心,可以寻父亲的足迹,驱车外游,安享有天下之利。殊不知突然间晴天霹雳,天下大乱,叛军兵临城下,不仅个人生命,连带整个帝国基业毁于一旦的寂灭突然出现在眼前,受此重大刺激,生来没有政治才能、也无施政兴趣的胡亥完全丧失了对于权力和人生的安全感,及早享受人生,满足行乐的欲念,成了他至上的追求,如同查知死期濒近的绝望者,时限越是紧迫,行乐越须及时。 
    这时候的李斯,已经七十有余,相对于刚刚二十岁出头的胡亥,如同爷爷辈。李斯身处宫廷之外,军国政务缠身,无法与胡亥朝夕沟通。他从政近五十年,人生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施政的行动,对于他来说,当前政治的要务,就是危难之后重建帝国的安稳。对于胡亥明确表明的纵情逸乐的强烈愿望,他感到意外和惶然;对于他来说,二世的心境宛若天外的玄音。 
    我整理历史到这里,戚戚然感到李斯与胡亥之间有难以逾越的代沟。这种代沟,不仅是二人之间年龄的差异所至,更是不同时代间精神的错乱所由。秦汉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经过诸子百家知识启蒙的汉民族,刚刚步入壮年,大丈夫轻生重义,鲜廉寡耻,精神外向于国家社会,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实实在在地追求高位富贵,正是时代风气,也是人物时尚。李斯其人,正是如此英雄时代的模范。至于英雄迟暮,生命觉醒,个人在内向自省的反归中,感受到时间流逝、生命速朽的虚玄精神浪潮,还远在四百年以后的魏晋时代。然而,迟暮未来有前期预告,往往出现在早熟而衣食不愁,养尊处优的王室侯门中。二世皇帝胡亥,当为其先知先觉。 
    胡亥的感悟,这种生命苦短的烦恼,如果绝世出家,流布有道,可能创立解脱的宗教;如果宣泄于个性表现,辞章文字,可能成为哲学家和诗人。然而,胡亥与时代错位,他生长在秦汉时代,从小接受法律教育;胡亥又与人生错位,他被错误地安置在与他的天性气质完全不相适合的位置上,被决定的人生是皇权高位。他没有宣泄内省感悟的通道,他没有同鸣共感的友人,他的被压抑的心境,一步步转化成了及时行乐的欲望和行动,他的感悟和先觉,一步步走向了疯狂和破坏。 
                  
李斯重读《韩非子》
    李斯懂得,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高于政见,与道德无缘。在权势利害和政治主张冲突的时候,权势利害优先;在权势利害与道德伦理不合的时候,抛弃道德伦理。 
    李斯不能理解二世的烦恼,无法作适宜的引领疏导。李斯是实干的政治家,长于权衡利害的政客,他在二世的下书中更多地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不安。二世皇帝在下书里有如下的质问:“身居三公高位,何以致盗贼如此?”谴责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自己。李斯紧张了,他感到杀伐的危险。李斯再次仔细阅读二世皇帝的下书,开始体会和揣摸。 
    二世皇帝下书引用韩非子的话展开。《韩非子》一书,在秦王朝宛若政治教科书。始皇帝在世时,读《韩非子》爱不释手,向往赞誉之情,竟然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始皇帝冷峻严厉,深藏不露,从不轻易流露内心,然而,他却曾经在朝议时引用《韩非子》,当着群臣面前动情感慨道:“啊,寡人如果能够面见作者,亲身同他交游,愿遂事成,死也无所遗憾了。”俗话说,楚王爱细腰,天下多饿死。有先帝的推崇,王侯公子,将相大臣,人人诵读《韩非子》,舍《韩非子》不能议政,舍《韩非子》不能施政,庞大的秦帝国,宛若成了韩非子法家主张的实验场。 
    二世皇帝引用韩非的话,出于《韩非子》“五蠹”篇。为了体察二世的行文,李斯再次打开《韩非子》。韩非子说,古代和当今习俗不同,新政和旧政措施有异,如果想用宽大缓和的政策来治理急世乱民,等于是不用缰绳和鞭子去驾驭烈马,实在是不明智的毛病。上古时代,以道德高下较量胜负;中古时代,以智谋多寡较量胜负;当今时代,以实力强弱较量胜负。因此之故,仁义宽政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当今时代,臣民慑服于威势而不心服于仁义,贤君明王必须严刑峻法,诛杀无赦方能治理。字字句句,都是李斯熟悉的话,重温之下,他不禁有寒冷僵硬之感。 
    李斯与韩非,关系非同寻常。两人同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在楚国时,两人一起在荀子门下学习,成为荀子最为赏识的两位高足。李斯出身下层平民,精明干炼,能言善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施才从政,追求出仕成功和荣华富贵,是他的人生目标。韩非子出身韩国王族,口吃不善言谈,孤僻内向,思想深刻,文辞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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