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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东西打成一个包袱，离开传教士的家。 他感到自己“被残害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想去美国学画，却遭到传教士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污了，只有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污名。他后来果然来到美国，并成为著名的画家。他指责传教士时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不真诚”。这使我们感到奇怪，那位美国人的惊奇是十分符合“真诚”的含义的。牧野先生是按日本人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对那种蔑视别人，以至不屑挑起争吵的人，认为是不诚恳。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名分与情义（4）（图）
海之幸 青木繁 绘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既然不能原谅，那么惟一可行的就是报仇。牧野来到了美国，也就洗刷了污名。在遭到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报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传统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为西欧人写书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动的比喻来描写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这位最富于博爱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书中写道：“报仇具有某些足以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报仇观念就像数学中必须使方程式的两边相等那样严密，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冈仓由三郎在题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把报仇与日本一种独特的习惯作了比较：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被训练成这样：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像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有洁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接着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宁静。”换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你身上沾一点，就不贞洁。日本人没有这样一种伦理教育，即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们也不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日本的传统经常公开提倡这种“晨浴”式的报仇理想。无数事例和英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其中脍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这些故事被编入教科书，在剧场上演，拍成电影，写成通俗读物。它们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事故中很多是描写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有一位大名让他的三个家臣去猜一把名刀的锻造者。三人提出了三个名字，请来专家鉴别后，只有名古屋山三准确地说出这把刀是“村正”锻造的，两位鉴定错了的家臣感到受了侮辱，便要伺机杀掉山三。其中一个人趁山三熟睡之际用山三自己的刀去刺杀，但山三未被刺死。此后，狙击者矢志复仇，终于杀死山三，实现了“份内的情义”。 其他的故事是关于必须向自己的主君进行报仇。按照日本的伦理，“情义”意味着家臣必须终生忠于主君，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家臣感到受辱，也会一变而为仇敌。德川第一位将军家康的故事中就有这样的好例子。德川的一位家臣听说，德川曾在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这是对武士尊严的侮辱，绝难容忍。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不忘此辱。当时，德川刚刚定都江户，着手统一全国，敌对势力仍在，大局尚未平稳。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方诸侯，策谋内应，纵火烧毁江户。他认为这样就实现了“情义”，向德川报了仇。西方人有关日本人的忠诚的议论，很多不合实际，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们说“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样。 日本历史故事中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凡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很常见，情节也多种多样。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当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说及实况，情况就很清楚，尽管他们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报仇，在现实生活中则和西欧一样，复仇行为很少见，甚至比西欧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对耻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来代替挑起争斗。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相互依存的经济状况，把复仇行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针对自己胸膛。人们可以玩弄计谋向仇人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多少有些像古代故事中，主人暗藏粪便于珍馐，以飨仇敌。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攻击也极为稀少，更多的是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易恼恨自己。近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一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一切，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这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小说不大写这种题材，常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虐待，而很少描写单纯的厌烦。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或者渔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漂荡。不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认为有必要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以弄清阴云来自何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人都容易伤感。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进行攻击，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而向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忧郁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名分与情义（5）（图）
鲑 高桥由一 绘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最极端的攻击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从“份内的情义”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结合无望而双双情死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进行战争的爱国志士等等，都像上不了高中的少年及不愿意当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对准自身。有些日本权威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现的。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按比例来说，上一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人数比日本任何时代都要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就像美国人大书特书犯罪一样，他们对这些话题有切身之感，必须抒发出来。与杀别人相比，他们更津津乐道自杀。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得到的某种满足。 近代日本的自杀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更加富于自虐性。最近四五十年间，每当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乱”、“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需要洗“晨浴”以洗净污秽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把自杀作为最后论据而争取获胜，在日本很常见。德川时代有个著名故事，说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顾问，担任将军监护人，曾经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当众袒腹抽刀，准备切腹。这种威胁手段奏效了，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职位。他达到了目的，也没有自杀。在现代，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不是谈判手段而是为主义殉身，多半是所提主张未被采纳，或反对某些已签字的协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以求留名史册。在这种场合，只有实实在在的自杀，才能影响舆论；不是摆摆架式进行威胁就能够奏效的。 在“份内的情义”遭受威胁时，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发展，自我攻击有时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在这个阶层广泛蔓延，有充分的社会学原因。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满足其雄心壮志。特别是1930年代，当局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使他们愈加感伤。日本知识分子常把他们的抑郁归因于西方化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并不对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很多知识分子都曾蒙受过的这种心理毁损。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是用传统办法摆脱这种厌倦情绪的。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对外。对外发动侵略，使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