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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测犹度也，不知广深故曰测。故书求为救，杜子春云：“当为求。”郑司农云：“测土深，谓南北东西之深也。日南谓立表处大南，近日也。日北谓立表处大北，远日也。景夕谓日跌景乃中，立表之处大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大西，远日也。”玄谓昼漏半而置土圭，表阴阳，审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谓之日南，是地於日为近南也。景长於土圭谓之日北，是地於日为近北也。东於土圭谓之日东，是地於日为近东也。西於土圭谓之日西，是地於日为近西也。如是则寒暑阴风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深，尺鸩反。景，如字，本或作影，非，下及注同。度，待洛反，下同。近，附近之近，下同。远日，于万反。跌，待结反。）
＇疏＇“以土”至“多阴”○释曰：案《玉人职》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测度也。度土之深，深谓日景长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昼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与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日南则景短多暑”者，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於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据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昼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满尺五寸，不与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为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北。云“日北”者，据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昼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为近北，是其景长多寒之事也。云“日东则景夕多风”者，据中表之东表而言，亦於昼漏半中表景得正时，东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为近东。亦昼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风。云“日西则景朝多阴”者，据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为近西。亦於昼漏半中表景得正时，西表日未中乃得朝时之景，故云日西则景朝多阴。此经皆未得所求耳。解《洪范》之义，依《五行传》，风属中央，雨属东方。今西方云多阴，东方云多风者，土为木妻，木为金妻，从妻所好。故月离於箕，风扬沙，月离於毕，俾滂池。故此东方多风、西方多阴，阴即雨也。○注“土圭”至“一寸”○释曰：案《冯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皆以土圭度之。是以《冬官考工记》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郑云：“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云“测犹度也，不知广深，故曰测”者，广深喻远近。以经云测土深，故郑云广深也。郑司农云“测土深谓南北东西之深也”者，先郑据经云日南、日北、日东、日西，皆以土圭测度之，先郑又云“日南谓立表处大南，近日”云云，先郑之意，日於地中而在南，故以南表为近日，北表为远日。日出东方而西流，故以东表为近日，西表为远日。云“景夕谓日跌景乃中”者，於昼漏半，东表日跌，中表景乃中。又云“景朝谓日未中而景中”者，亦於昼漏半，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乃中也。“玄谓昼漏半而置土圭，表阴阳，审其南北”者，後郑释景长短之意。度景之法，冬至夏至，皆可为之。皆据昼漏半者，以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也。云“表阴阳”者，东方西方是阴阳，故别云审其南北也。又云“景短於土圭谓之日南，是地於日为近南”云云，後郑之义与先郑不殊。更云“是地於日为近南已下”者，先郑云近日远日，恐人以为南方东方地高为近日，北方西方地下为远日，有此地高下之嫌，故後郑增成先郑之义，而云是地於日为近北，於日为近东，於日为近西。四方之表，皆去中表千里，而云是立表之处，其地於天下之日为近南、为近北、为近东、为近西也。云“如是则寒暑阴风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者，此言对下经地中是阴阳风雨和会，为得所求也。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者，案《三光考灵耀》云“四游升降於三万里中”，下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则是半三万里而万五千里，与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算法亦然。言此者，欲见经日南日北之等，皆去中表千里为术，景长景短皆差一寸耳。知表皆高八尺而以昼漏半者，以其《通卦验》云：“冬日至，树八尺之表，日中视其晷。”是以知用八尺表，而以昼漏半度景也。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於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为正。树，树木沟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
＇疏＇“日至”至“树之”○释曰：上经置五表於四方，四表未得所求，今於中表夏日至亦昼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於此地中之所，“天地之所合也”者，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天地配合，万物乃生，故《乐记》云“天地合”是也。“四时之所交也”者，即《尚书》所云“宅南交”，孔云：“言夏与春交。”举一隅以见之，则秋与夏交、冬与秋交、春与冬交可知，故云四时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者，风雨所至会合人心，谓若《礼器》云“飨帝於郊，风雨寒暑时”是也。“阴阳之所和也”者，谓若昭四年《左氏》申丰云“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是其阴阳和也。“然则百物阜安”者，总结上句所合已下。然尢如是。阜，盛也。如是四事得所，则百物盛安也。“乃建王国焉”者，建，立也。於此盛安之处乃立王之国城焉。“制其畿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国城，面各五百里，制畿界。“而封树之”者，於畿封之上而作深沟，土在沟上谓之为封，封上树木以为阻固，故云而封树之。○注“景尺”至“为然”○释曰：云“景尺有五寸”者，欲释经景尺有五寸得地中之意。云“南戴日下万五千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於三万里之中”者，《考灵耀》文。言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时，地与星辰复本位；至夏至之日，地与星辰东南游万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还复正；至冬至，地与星辰西北游亦万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还复正。进退不过三万里，故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於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云“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为正”者，郑注《王制》，“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此云取象於日一寸为正，不言象日月之大者，略不言之矣。云一寸为正者，即是景一寸地千里，与《王制》注“晷同”一也。案《元命包》云“日圆，望之广尺，以应千里”，故郑注《王制》云“象日月之大”也。又案《考灵耀》曰：“从上临下八万里，天以圆覆，地以方载。”《河图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门无下。”又云：“极广长，南北二亿三万，二千五百里，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又云：“天左动，起於牵牛。地右动，起於毕。”《广雅》云：“天圜，南北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周六亿十万七百里二十五步。从地至天，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与天高等。”《天度》云：“东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间相距，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里。”郑司农云“颍川阳城地为然”者，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故云地为然也。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欲以为都，不在颍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间形胜之所，洛都难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若然，武王已迁鼎於洛，欲以为都，周公又度景求地中者，武王虽定鼎讫，周公更度之者，所以审慎故。案《书传》云“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建侯卫者，在《尚书·康诰》封康叔是也。案《康诰》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之民大和会。”注云：“岐镐之域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於政不均，故东行於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闻之，同心来会，乐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又案《召诰》“惟三月丙午フ”，注云：“是时周公居摄五年。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之。”若然，洛邑在摄政四年初为基止，至五年，乃正营之也。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