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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以第二多数的票数当选为巴黎选区的代表。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和操纵国民议会的代表，将会议地址特意选在远离具有革命传统的巴黎的地方——波尔多。雨果携全家前往波尔多。
议会中，右派议员明显占了上风。雨果在信中告诉友人，左派议员与右派议员的人数之比是五十比七百。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左派领袖的雨果，他尽其所能，在委员会力陈已见，明确宣布反对和约的立场：
巴黎与其可耻地牺牲法国，不如殉难。……占领并不就是统治……阿尔萨斯和洛林希望仍然是法国的领土。它们将一如既往，永远是法国的，因为法兰西是共和与文明的化身。……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威严的脚步声——我们无往而不胜的未来在前进。是的，明天一切都将结束，明天的法兰西将只有一个意念：恢复神志，获得精神的平衡，摆脱绝望的恶梦，在儿童的心间播下神圣的愤怒的种子……巩固，强大，复兴，再做一个1792年那样的法兰西，伟大的法兰西，用思想武装起来的法兰西，用利剑武装起来的法兰西……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她将突然挺身而起！
然而，雨果毕竟力薄势单，他的努力无济于事。3月8日，在讨论意大利人加里波第的代表资格时，大多数议员表示反对。雨果惊诧人们居然如此健忘，抱有如此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观点，竟不能容忍一个异国的战士，连曾经为危难的法国而奋斗过的功臣也要抛弃！他宣布与议会决裂，愤而辞去了议员职位。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是雨果参与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
家门为公社社员敞开
人民起来了。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工人阶级对卖国政府的不满怒火终于爆发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起义者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到晚上，红旗已经在巴黎市政厅的上空高高飘扬——起义者占领了整个城市。
3月26日，巴黎举行了公社委员会的选举；随即，巴黎公社掌握了政权。这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它的影响将延续到以后的数个世纪。
巴黎开始沸腾起来。工人阶级第一次当家作主，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公社公布了自己的法律，并宣布建立人民军队。劳动妇女也积极参加到了政治斗争的行列之中。
但公社的起义者们过于宽宏大量。起义之初，他们没有去缉捕那些旧政权的要员们，同时放任政府军队逃跑。不甘失败的原政府统治者们聚集在凡尔赛，当喘息刚定，他们立即向巴黎公社发动了进攻。
巴黎被团团包围住了。法国政府的将军抗击外国侵略是懦夫，而镇压本国的人民却是行家里手。军队调集了大炮轰击巴黎，巴黎城内血流成河。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场注定失败的圣战。男人、妇女、儿童、老人，纷纷拿起武器，顽强驻守着每一条街口，每一座楼房，寸土必争，寸步不让……
5月28日，巴黎失陷了，梯也尔及法国前政府的官员们又耀武扬威地回到巴黎重掌政权。疯狂的报复立即接踵而来。一批批的公社社员以及老人、妇女和儿童被拉到城墙边不经审讯即被枪毙；很多伤员甚至被政府军队用枪托活活砸死……仅仅被凡尔赛军队枪杀的俘虏就达六千人之多！白色恐怖弥漫着巴黎城和全法国。
当雨果在国民议会宣布辞职，并收拾行装准备回巴黎时，传来了他的长子夏尔突患脑溢血去世的噩耗。雨果满怀悲痛将儿子殡葬后，随即返回布鲁塞尔处理善后事务。就在这时，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因此，在巴黎工人阶级革命的日子里，南果并没有能给予就近观察，更没有亲身参与这场斗争。事实上，雨果对巴黎公社革命是不太理解的。他一贯主张和平、人道，不愿看到流血和战争，更不愿看到本国同胞的相互拼杀和屠戮。他不赞成公社的暴力行为，同时也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残酷报复。他曾说过：“简而言之，国民议会多残忍，公社就多疯狂。双方都丧失了理智。”
然而，当巴黎公社起义失败，法国政府大肆搜捕和剿杀公社社员，法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他勇敢地在比利时的《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欢迎公社社员到他家来避难。他在信中写道：“我不曾和他们在一起，但我接受公社的原则，尽管我不赞成它的领袖……我要为逃亡者敞开我的大门，只要他是无辜的或确实是无意识犯罪的……”“为了维护正义，一个被路易·波拿巴放逐的共和国的人站在被凡尔赛国民议会战败的公社人们一边。”
就在公开信发表的当晚，一群恶棍袭击了布鲁塞尔街垒广场四号——雨果的住宅。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石头砸坏了，他们还想闯进住宅。直到天亮时，这群害怕阳光的鬼魅魍魉才悻悻离去。
此事本来是法国现政权的支持者对坚持正义的作家的恶意警告和报复，或许背后正是法国政府所授意的。但它却恰恰给了比利时当局以合谋迫害的口实。或许此事早有预谋，因为比利时的司法机关事后并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当局立即宣布将雨果驱逐出境：
勒令维克多·雨果先生（男，文学家，现年69岁）立即离开比利时王国，且着即今后不得返回。
雨果不得不率全家于当年6月1日离开比利时，前往卢森堡，在一个名叫维安登的小城镇中住了下来。不久，雨果收到了一个公社社员的遗孀玛丽·梅尔蒂埃的来信。玛丽的丈夫被反动派杀害了，她请求到雨果家中避难，并请作家为她提供一个工作。雨果答应了，并向她发出了邀请。十八岁的玛丽住进了雨果的家里。她为他带来了有关巴黎的最新消息，同时向他讲述了她自身的遭遇以及在巴黎公社起义的日子里的所见所闻。
玛丽讲述的故事给了诗人以创作的灵感。雨果满怀激情，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歌颂为抗击普鲁士军队侵略而阵亡的法军将士，歌颂奋起保卫巴黎的人民；歌颂巴黎起义的英雄；描写反动当局的镇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抗议政府的罪行……其中的《国殇》、《在街垒上》等诗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后来，这些诗歌结集为《凶年集》出版。在《凶年集》中，还收集了诗人在这一时期写作的另一些诗歌佳作，如其悼念长子的 《悲哀》等。
玛丽本人也给了雨果以青春的激情。在玛丽面前，他觉得自己返老还童了。
九月底，雨果回到了巴黎。物事人非，他再也没有受到象去年那样隆重的欢迎。政府和站在政府一边的人们将他视为眼中钉，恨不能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阵营的人们已经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亦因此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但公社社员的家属亲眷和朋友们很快找上门来。他们早就读到了作家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的公开声明，因此纷纷请他给予帮助。雨果的处境已大不如前，他自身就活得很艰难；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帮助受难的公社社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他在《召唤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求当局对起义的战士予以赦免，呼吁人们为挽救法国而斗争。1871年12月2日，他在《南方民主报》上写道：
我突然想起，今天是12月2日。二十年前，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放逐，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被抓住，就把我枪毙，但我还是为反对犯罪而进行了斗争。一切都挺过去了，我还将继续进行斗争！
雨果虽然没有参加巴黎公社的斗争，也并不完全赞同公社的原则，但他却始终站在人道和正义的立场上；并在巴黎革命失败后冒着生命危险向受害者伸出援手。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这是难能可贵的。秉着良心处事，堂堂正正做人，这就是雨果的人生原则，这也是一个作家（不论其政治倾向、思想信仰如何）最可宝贵的地方。
《九三年》（上）
雨果早就想写一部反映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当年平定旺岱保王党叛乱的战役，那如火如荼的年代自幼就在他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酷爱创作那些具有史诗意义的重大题材，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风口浪尖遨游，方能显英雄本色。十年前，也就是1862年，雨果便开始为这件事着手准备了；如今，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分。
1872年8月，雨果携全家再度离开巴黎，前往当年他曾被放逐过的格恩济岛。
离开了喧闹的巴黎，他终于能静心创作了。除了继续写作有关《历代传说》的有关片断和其他文学作品外，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九三年》的创作之中。到第二年夏天，雨果终于完成了这部大著。该书于1874年出版。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789年，那是近代世界文明史上第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激烈的暴力斗争形式推翻现存封建统治的大革命。其意义非同凡响，影响深远。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绞刑架，同时宣告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法国封建势力不甘失败，他们与由欧洲君主专制国家如奥地利、普鲁士、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组成的反革命同盟沆瀣一气，在国内煽动叛乱，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疯狂的反扑。在1793年，法国的八十三个郡中，有六十个郡里出现反革命暴乱，尤以发生在法国南部旺岱森林地区有十万农民参加的叛乱最危险、最具威胁性。处在危急中的共和国临时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派出共和国军队，大力平定了旺岱叛乱，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共和国政权。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关键时刻，这一年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大决战，最终决定了法国自身的前途——它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雨果选择了这一年作为小说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