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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与雨果的其他小说不同的地方，亦即这部小说的突出之处，是作家引入了人伦冲突。作家将人伦关系与阶级关系结合在一起，人伦冲突在阶级冲突的基础上和大背景中展开。小说的上述三个主要人物或为亲属关系，或为师生关系；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又分别构成敌我关系或原则冲突。小说的这种处理使情节的发展更为复杂而激动人心，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也增加了作品本身的魅力。
《九三年》是雨果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他一生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活到老，战斗到老
雨果在完成了《九三年》的写作后，于1873年7月31日返回巴黎。
这年年底，雨果的第二个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病逝。他的家人中，他的长女、夫人、长子相继去世，每次都给老人以沉重的打击；而这一次的打击，更甚于从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的灾难，而且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但老雨果并没有颓唐，他仍然是那么坚毅、沉着，仍然继续为人类的事业而斗争。1874年1月，他同一位朋友谈话时说道：“我象一座森林，虽经多少次砍伐，而嫩枝却更加茁壮成长。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用诗歌和散文来表达我的思想，但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够将我头脑中千分之一的思想表达出来……”
他为实现人类的和平而呼吁。在给1874年及1875年召开的两次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的致词中，他谴责普鲁士帝国的所谓胜利，要求恢复法律，实现和平。他在致词中写道：“有日出才有白昼，有法律才有和平。”
他一如既往地要求取消死刑。1875年2月，他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布朗辩护，要求予以重新判决；最后，布朗被改判为服刑五年。
1876年1月，德高望重的雨果冲破保皇党人和教权主义者的重重阻挠，当选为参议院的议员。他不失时机地利用议会讲坛，顽强地为巴黎公社社员辩护，要求实行大赦。当年三月，在参议院的会议上，他登上讲台，发表演讲，要求“全面彻底地赦免所有与3月18日事件有关的人和事”，不加任何附加条件。但他失败了，只有寥寥十票赞成他的提案。然而，老雨果并没有气馁。四年后，在1880年7月3日，他在参议院旧话重提，要求通过赦免公社社员的议案来迎接攻占巴士底狱的周年纪念日。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以颤巍巍的语调动情地说道：“我第一次在法国的讲台上发表演说，是在三十四年前，也就是在现在站立的这个讲台上。秉着上帝的意志，我当时演讲的内容是捍卫进步和真理；同样秉承上帝的意志，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是捍卫仁慈和正义——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关系，或许，这是最后一次。”
雨果的赦免法案终于被通过了。
老雨果用口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用笔来配合他的现实战斗。察觉到法国存在着专制复辟、君主政变的危险，他将1852年写作的《一个罪行的始末》及时发表了 （1877年10月出版）。在这部书中，他谴责了路易·波拿巴发动的反动政变。此时此刻，连同道明主旨的序言一道发表，足以警醒世人，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他继续进行创作。在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先后出版了《历代传说》第二集 （1877年）和第三集 （1883年）；诗集《做祖父的艺术》（1877年）和《精神的四种风向》（1881年）。《历代传说》是雨果老人以随笔的形式对他一生经历和智慧的记录，它给人以启迪和借鉴；《做祖父的艺术》则是一位满怀爱心的慈祥老人与天真稚嫩的儿童的亲切对话以及同他们的心灵沟通，它同样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当这部诗集第一次出版时，几天之内被一抢而空；诗集中的小主人翁成为巴黎街头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继续发表演说。1876年6月，在给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送葬的墓前葬礼中，他在悼词中说道：“她留下了数不清的杰作精品……现在，法兰西正在遭受凌辱，特别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祖国争取荣誉……” （雨果本人未出席葬礼，其亲笔悼词请别人代念。）1878年5月30日，在纪念伟大思想家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他指出，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是启蒙者的世纪，而“十八世纪开始的运动，十九世纪正在完成”；他号召一切希望创作出人类优秀作品的作家，应该把宣传真理、谴责战争作为自己真正的战场。他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文学家代表大会上大力弘扬文学对人类的进步作用。他指出，文学永远是“人类的理智迈向进步顶峰的进军”；他大声疾呼：“光明！永远是光明！处处是光明！所有的人都需要光明！光明存在于书籍中。把书本翻开吧。让它有可能放射出光明，让它发挥自己的作用吧。”
日月同光
伟大的人物往往生前倍受冷落，雨果却是一个例外。虽然他历尽坎坷，饱尝苦难，但同时也获得了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1881年2月26日，是雨果八十岁诞辰。全法国的人们将这一天作为国家的盛大节日予以庆祝。所有的中小学都放了假，并取消了对学生的处分。在埃洛大街的雨果寓所门前，人们搭起了一座凯旋门。从这天中午起，人们手捧一束束鲜花，川流不息地走过雨果的窗下，向这位一生笔耕不辍、除恶扬善的“人类良心”和“大海老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在他们中间，有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的巴黎公社社员及其家人；有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汲取人类智慧养料的世界各国的代表；有聆听过他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从而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的来自法国各个角落的人民；连法国政府总理也亲自登门表示祝贺……这一天，从老雨果的窗下经过的游行队伍整整行进了六个小时，其人数达六十万人之巨。没有任何人的事前组织和策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行政指令和规定。完全是自发而来，出自内心！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以心换心、以真诚换真诚的结果！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后来写道：“对我们来说，老雨果的名字总是和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在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中，他是唯一获得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
年过八旬，老雨果的精力和体魄渐渐不如从前了。尤利叶·德鲁埃的去世，更加速了他的衰弱。尤利叶死于1883年5月11日，享年七十七岁。她追随雨果五十年，与雨果相爱五十年，虽然从未享有妻子的名份，但却是真正风雨同舟的爱人。在雨果的几乎所有重要书稿中，都洒有她辛勤劳作的汗水；在雨果最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总是她伴随在雨果的身边。但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虚伪礼仪规范，却只能让她处于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尊荣的窘迫地位。当雨果走上讲坛和舞台接受鲜花和欢呼时，她只能远远地站在人群边上默默露出欣慰的微笑……但她毕竟是幸福的。就在她去世前的这一年二月，老雨果将一张签有自己亲笔题词的照片赠送给她，以纪念他俩五十年相爱的珍贵情感。那张照片的背面题写着如下的字句：“相爱五十年，这就是最美满的伉俪。”
如今，尤利叶先他而去了，老雨果感到了生命的迫力和精神的孤独。他在诗中吐露心曲：
再也看不到她了，叫我怎么活？
往后的岁月是一副沉重的负担，主啊，我求你，一天也别让我等待，请你快快召唤，快快把我召去吧！
他仍然照常参加平时的各种活动，照常在自己的红色沙龙里接待各种客人，但他往往保持沉默，他那深邃的眼神常常注视着某个未知的深处……
他开始日益关注身边子女和亲人的生活，他更加关注穷人的生活。早在流亡时期，他就将日常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资助周围的穷人；从1862年起，他每周招待圣皮埃尔港的四十个穷苦儿童一顿晚餐。两年前，他就立下遗嘱，留下四万法郎给穷人，并将自己的全部文稿献给巴黎国家图书馆；并希望死后用装载穷人的灵车将他送往公墓埋葬。尤利叶死后，他进一步修改了遗嘱，把留给穷人的钱增加到五万法郎，并重申了用穷人的灵车送葬的要求，拒绝任何教会为其葬礼服务。
1885年5月15日，雨果感染了肺炎——这是一种最易使老人丧生的疾病。他预感到了死神的降临。他唤来了孙于乔治和孙女让娜，向他们告别。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看见了漆黑的光。”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一句话。
5月22日夜晚，据罗曼·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