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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平，吉林长春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师从王富仁教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光明日报》《鲁迅研究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论文60多篇。
出版个人专著有《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东方睿智学人——钱钟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等，参与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等。
内容简介：
《雷雨》是一出四幕的悲剧，作家向我们展现了两个家庭，周家和鲁家前后30余年的矛盾纠葛，复杂的血缘关系乃至于乱伦关系，最后真相大白。这个真相大白由于鲁侍萍突然出现在周公馆，使得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告之于天下，最后酿成一个悲剧的结局。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悲剧的主题怎么来理解呢？从过去到现在多少年来，我们往往强调《雷雨》的主题思想是，它展现了家庭的悲剧，而这个家庭又是具有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因此说《雷雨》的主题是反封建。还有的时候我们说《雷雨》的主题是说揭露周朴园这个资本家的罪恶。它揭示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会有好命运，它必然要灭亡，因此这个剧本它表现的是社会问题，阶级斗争。可是当我们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曹禺在写《雷雨》的时候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23岁的曹禺是怎么想的？他是不是像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么想的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文献来理解曹禺的真实意图。第一个文献是《的写作》，第二个文献是《雷雨》序，这两个文献中，曹禺讲了真话。曹禺说，他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述诗，而决非是社会问题剧。《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际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错。这是曹禺在《雷雨》序所讲的。这才是曹禺的写作意图。
而曹禺的第二个剧《日出》。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它的第三幕在演出中，也被导演删去了，导演和评论家几乎一致认为《日出》的第三幕在结构上有所游离。曹禺对此又深感遗憾，他在《日出》跋中为第三幕的被枪毙而不平。他说这是挖心，较之《雷雨》的斩头截尾更令人难堪，删去了第三幕，等于是挖去了《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曹禺的戏剧为什么会出现上面我们描述的误读、曲解、误解这些现象呢？是导演，演员，观众有意和作者作对吗？当然不是，按照艺术接受学的观点，创造者有他自己独特的视界。接受者因为兴趣、爱好和修养的不同，也有自己独特的视界，当这两个视界差异性过大，距离过远，就容易出现误解和曲解这一现象。而事实上曹禺在戏剧上的探索和包括导演在内的所领会的意义，这两者的差异就很大，因此误解曲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并不是奇怪的事了。辽宁师范大学王卫平教授为您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曹禺名剧的误解、曲解与理解》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院长王卫平教授，大家欢迎。
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是否名著，一旦经发表，它就进入了公共阅读的领域。我们每一个读者都会按自己的阅读趣味、审美情趣对作品做出读解。那么相应的另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可能对作品会有曲解和误解。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呢，对曹禺先生的戏剧，我们有很多的读者，往往在阅读上背离了作者的原意，出现了曲解和误解。那么今天，我们请王教授给我们演讲的就是《曹禺名剧的误解、曲解和理解》。大家欢迎。
主讲人：在座的朋友们都读过文学作品，也都看过戏。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也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恐怕都有这样的经历。读小说也好，看戏也好，看一场电影也好，看一出电视剧也好。那么看的过程中，或者看完之后，我们都在琢磨这个戏，这个电影，这个小说，它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从中领会了什么？那么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也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恐怕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感受。就是有一些作品，我们的理解和原作者的理解一样吗？作家、创作家想告诉我们的，我们理解了吗？或者说我们理解的，作家根本就没想到，这些问题都是经常出现的。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上升到文学和文学理论上来说就是对于艺术的作品的误解和曲解的问题。这样的例子，比较典型的往往发生在中外的名家身上。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从陶渊明到李白，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越是被曲解和误解的作家和作品，往往这个作家或者这个作品，就越是深邃，越是内容丰富或者说是复杂的。因此从这意义上说，对于作品的误解和曲解并非都是坏事。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接受中，误解曲解最典型的例子，小说家是鲁迅，戏剧家大概就是曹禺。那么今天我就以曹禺早期的悲剧为例，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分析和解说。
第一个问题，从误解曲解到理解的过程描述。我们都知道《雷雨》是曹禺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个作品我们都是很熟悉，而且现在也被选入了高中语文课本。《雷雨》所表现的内容是什么？《雷雨》这个剧是一出四幕的悲剧，作家向我们展现了两个家庭，就是周家和鲁家前后30余年的矛盾纠葛，复杂的血缘关系乃至于乱伦关系，最后真相大白了。这个真相大白，就是由于鲁侍萍突然出现在周公馆，使得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告之于天下，最后酿成一个悲剧的结局。剧中的人物死的死，疯的疯，走的走，周萍和四凤，还有周冲死了，周萍开枪自杀，周冲和四凤触电而死，鲁侍萍和蘩漪气疯了，鲁大海走了，周朴园最后孤独地活着，酿成这样一场大悲剧。我们对于《雷雨》这样一个名剧，这样一个悲剧的主题怎么来理解呢？从过去到现在多少年来，我们往往强调《雷雨》的主题思想，从这样两点来理解。一是说《雷雨》这个剧它展现了家庭的悲剧，而这个家庭又是具有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因此又说《雷雨》的主题是反封建。还有的时候我们说《雷雨》的主题是说揭露周朴园这个资本家的罪恶。它揭示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会有好命运，它必然要灭亡，因此这个剧本它是表现的是社会问题，阶级斗争。我们常常从这两方面来理解作品的主题，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或者强调这个方面，又或者强调那个方面。我们琢磨一下，曹禺在写《雷雨》的时候他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23岁的曹禺是怎么想的？他是不是像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么想的呢？他写《雷雨》，究竟要告诉读者和观众一点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作者的创作本意创作主旨是什么？这个本意这个主旨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作品的主题。事实上23岁的曹禺写《雷雨》的时候，他未必像我们后来所说那样，他未必这样想的，那么曹禺是怎么想的呢？他创作的本意是什么呢？这就吸引了我们进一步去追问这个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说，曹禺以后，特别是在回答研究者和读者提问的时候，曾经多次讲过《雷雨》的写作意图。可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下的解说是不一致的，甚至前后矛盾，这怎么办？我们作为读者为难了，作家哪个说的对？我们说曹禺自己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解释，他的原初解释是真实可信的。哪个解释是他的原初解释呢？有两个文献。第一个文献是《的写作》，第二个文献是《雷雨》序，这两个文献中，曹禺所讲的话是真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点，从写作的具体情景来说，写这两个文献的时候，它和写《雷雨》的时间是最近的。剧作家的思想认识和写《雷雨》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多大变化。而以后时过境迁，尤其是时代在发展，作家的思想认识在变化。更为厉害的就是我们要受到外在环境制约和影响，而当初的曹禺，第一，他没有那么成名，他还是一个青年，在戏剧界没有什么知名度。
第二，他写这两个文献的时候的外在环境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压力，所以他没有必要掩饰或回避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材料曹禺讲的是真话，是可信的。特别是我们把他这里所讲的话，所讲的《雷雨》的写作意图和剧本对照一下，是不是那么回事，是不是符合作品的实际。那么，我们一对照，我们感到曹禺说的和作品的实际是吻合的。就是因为有这样复杂的情况，所以曹禺在他的晚年，曾经相当真诚地告诫读者，告诫研究者。曹禺说，你们不要把我说的某一句话，就当作理解作品的根据，这不一定科学。为什么呢？后来我所说的已经不是当时我所想的，它可能在合理化，在掩饰当时的一些不对的地方。你看曹禺他这样告诫我们，这是他的真诚的表现。那么下面我们就回到曹禺自己对《雷雨》是怎么解释的呢？《雷雨》的写作，是一篇非常短的书信，写作于1935年，发表在1935年《杂文》月刊第二号上，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雷雨》已经发表了，而且传到了日本东京。在东京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喜欢戏剧，看到了这个剧本，就是吴天、杜宣等。于是他们就决定把《雷雨》这个剧搬上舞台演出，这样他们就给在国内的曹禺写信，征求意见。曹禺是作为一个青年作者，求之不得，很高兴。于是给他们写了这封回信，叫做《的写作》，在这篇简短的书信中，曹禺第一次谈到了《雷雨》的写作意图。曹禺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述诗，而决非是社会问题剧。这个解释很含蓄，《雷雨》写的是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