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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情结”。英国的“大陆情结”首先来源于此前一千多年里来自大陆的历次入侵，威廉作为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更加深了这种情结。对于威廉和他的子孙来说，诺曼底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英格兰只是一个海外国度，是一个用来巩固公爵在诺曼底之地位的丰厚奖赏；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始终放在大陆，放在与其领主法国国王及其他大陆君主的争斗之上。金雀花王朝的建立者亨利二世是征服者威廉的孙女莫德之子，他依靠祖父而非外祖父家系的遗产成为法兰西王国境内的大诸侯，1154年亨利二世入主英格兰，其领地已遍布欧洲大陆西部，统治着一个“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的大帝国，英格兰只是其庞大帝国中并不引人注目的行省而已。亨利二世的儿子“狮心王” 理查在其当政的十年中一直与大陆诸君主彼此征伐不休，并响应教皇号召参加十字军东征。理查虽深受英国臣民的爱戴，但其一生功业全在欧洲大陆，只到英国来过两次，总共只住过几个月。这段时期英格兰与大陆休戚相关的情形深刻地影响着英国人的思维，此时的英国人远未形成所谓岛国意识，他们十分自然地自视为一个跨英吉利海峡的大帝国的一部分。这种情形在约翰王时期发生了变化，他失去了其父兄在大陆苦心经营的大部领地，只保留了在阿奎丹的几小块属地；英格兰成为金雀花帝国的中坚，恢复亨利二世时期英国王室辽阔版图和强盛地位反过来成了曾是被统治的英国人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导致其后几十年英法之间争夺在大陆领地的争斗无止无休，直到1259年12月两国签订了《巴黎和约》。和约中英法两王各有退让，但并未彻底解决英法之间的争端。英国在大陆继续拥有领地使英国人重建跨海峡大帝国的梦想得以延续，而和约中法王为英王提供财政津贴的条款一直未能兑现，这成为英法日后爆发“百年战争”的一个历史根源。
“离别”大陆：百年战争的终结
1337年~1453年的“百年战争”对英法两国均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场由法国王位继承而引起的中世纪形态战争，实际上搀杂着商业和经济的因素。英国与法国境内的佛兰德尔和加斯科尼这两个羊毛加工中心具有密切的商业关系。按马克思主义学者莫尔顿的见解，百年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使这种经济往来受统一的政治支配。这场时断时续绵延百年的战争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百年战争的前期以1360年5月8日两王缔结《布勒丁尼和约》以及法国国土的分裂为终结。但正在兴起的民族意识使法国公众不愿接受国家长期分裂的状况，法王约翰二世也未彻底履行和约中割地赔款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后期百年战争（1415年~1453年）开始了，交战之初法军仍然丢城失地，1419年英军进犯巴黎，翌年迫使精神失常的法王查理六世签订《特鲁瓦和约》，接受了屈辱的条款：将女儿嫁给英王亨利，并公开宣布太子不是亲子，却承认亨利为其王位继承人和法国摄政。这项协议实际上将法国分成由亨利五世、勃艮第公爵、王太子分管的三部分。但不幸亨利五世于1422年病故，否则凭其声望与才干，英法两国实行较长时期的合并并非是不可能之事，如同中世纪许多欧洲国家的合并一样。但即便如此，英国和勃艮第的军队仍控制着大部分法国领土。不过此时的欧洲人文地理格局已基本形成，英国对法国的战争，已不再是民族大迁徙时期那种部落之间的随意征服，而是两个成熟民族之间的战争。对英国战争的屡屡失利并不能消除法国人民的这种民族信念；而在英国一方，世系出于法国的英国王室已完全同化于英国文明，亨利五世完全是从英格兰全民族的利益出发进行对外扩张的领袖。据称他是第一个在前线用英语给国内写信的英王，英军士兵则是出于对故土英格兰的热爱而在遥远的大陆拼死诛杀，阿金库尔战役中，英国的大弓手呐喊的口号是“杀呀！杀呀！圣乔治（狮心王理查时期英国的保护神）和可爱的英格兰！”
英国依靠穷兵黩武和一小撮法国卖国贼的合作所维持对法国的征服注定不能持久。在英王亨利六世兼任法国国王的第7年；奇迹发生了。一个17岁的法国农家少女贞德（Joan de Are）自称受上帝指引解救法国，查理王子相信了贞德的宣言，派她前去解救奥尔良之围。贞德单身骑一匹白马闯过英军防线进入奥尔良城，法国军民士气大振，迫使英军撤除了对奥尔良的围困。在随后的一年间（1429年5月~1430年5月），贞德率军收复无数英军驻守的城堡，1429年7月14日，贞德的军队进入兰斯，两日后查理七世加冕，从而使《特鲁瓦和约》失去意义。1435年勃艮第公爵彻底与法王结盟，1436年法军将英国人逐出巴黎；1450年，英国人又被赶出了诺曼底；1453年，英军撤离加斯科尼。至此，除了加莱以外，英王在法兰西已无立足之地，百年战争以英军撤离大陆而宣告结束。
长期的战争哺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自此任何使两国联合共拥一王或在他国版图上占有领地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从这个角度上说，英格兰在百年战争结束后“退出了欧洲”，法兰西则在百年战争中走向了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使英王失去了在大陆的领地，英国人和法国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民族差异。
二、强国萌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
在百年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在欧洲国际舞台上无所作为，几乎被他国所忽略。但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却从未中断，反而日益加强。与此同时，英国开始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形态转变的缓慢进程，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经历了艰难的内部调整和更新。正是在这样一种外交沉寂的时期，英国积聚着再度在欧洲崛起的力量。
面向海洋：英格兰岛国民族性格的确立
1558年是英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先是加莱港的丧失，接着是玛丽女王的去世，随后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即位为伊丽莎白一世。这一连串事件，标志着从中世纪英国到近代英国转型的完成。新时代英国最突出的特性是其岛国地位的确立及以此角色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一方面，英国人警惕地注视欧洲的局势并力图充当欧洲力量均衡的制衡者；另一方面，英国人的目光则超越了欧洲大陆，逐渐将扩张的重点放到了海洋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上。
从根本上说，地理位置使英国的历史和文化多少具备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某种独特性，也影响了群岛上居民的思维意识。18世纪初英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的一段话反映了英国人的传统心理：“我们的民族住在一个岛屿上……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它的邻居。”然而，英国人作为一个岛国民族的固有特性在很长时期被各种因素所掩盖住了。在百年战争结束之前，英国人怀着强烈的“大陆情结”。只是在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人才被迫放弃了对大陆的激情，但仍未能彻底离别大陆，在此后的105年里他们依然不惜耗费巨资固守在大陆的最后一小块领土加莱港，守备加莱的费用几乎占英国国会每年拨给王室。玛丽女王的轻率使英国人最终丧失了在大陆的桥头堡，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告别大陆。加莱的失去不仅使英国在地理上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岛国，还加深了英国人对大陆政治的厌恶感，菲利浦二世对英国的赤裸裸背叛，促使英国人在此后努力保持与大陆的距离，时刻警惕不让大陆列强侵犯英国的利益。这样英国人在心理上也不断朝岛国民族的方向发展。这种“岛国心理”，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强国萌芽：伊丽莎白一世与“英格兰主义”
与玛丽女王不同，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琳（Anne Boleyn）是个地道的英国女子，因此伊丽莎白一世的血管里流着纯正的英格兰人的血液，也许正因如此，伊丽莎白视英格兰为她的一切，她比其他任何统治者都更好地代表了英格兰；同莎士比亚一样，伊丽莎白女王逐渐成为这个英格兰民族自我意识觉醒时代的等同物。伊丽莎白对自己婚姻的处理是她“英格兰主义”的最好体现。在她即位后，包括她的姐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以及瑞典国王、奥地利大公、法国国王、萨伏依公爵、安茹公爵等王公贵戚纷纷向她求婚。但她明白，与任何这些外国求婚者的结合都可能使英国卷入欧洲大陆无穷无尽的矛盾纠葛，从而危及英国的利益。因此她便用各种滑稽可笑的借口和搪塞拖延的手段来冷却众多外国求婚者的热情，结果她终身未嫁。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感到遗憾，她或许很满足做英国人民“公共情人”的状况，就像温斯顿？丘吉尔所说，“她和臣民的关系是长期调情的关系。”与其说是女王有多少英明的政策，还不如说是她对待英国臣民的这种脉脉温情的姿态，使女王赢得几乎全体英国人投桃报李般的爱戴。这种爱戴之情四百多年后在戴安娜王妃身上又得到了再现，特别是当她与查尔斯王子感情破裂之时。自然，女王的独身，也被英国人看做是英国摆脱任何外来干涉或控制的一种特立独行。
如同女王的婚姻一样，英国的宗教事务也与其岛国民族特性的显现联系在一起。伊丽莎白即位时的英国远非平静的国度，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以及教派内部的争斗十分激烈。英国宗教事态的处理意味着英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一场遍及整个欧洲的意识形态冲突。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大臣们明智地选择了走中间道路，回复到介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英国国教体系。女王的做法可以说大获成功，这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更是如此，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