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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向全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化的成果，并宣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但英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0？2％，人口在当时只有1000多万，远比欧洲其他国家少得多。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似乎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50％的现代工业能力。”用英国史学家L？C？B？席曼的话说，工业革命使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一个时代的风气如新世界的大河汹涌奔腾，不可阻挡，而率领这个新世界的，正是工业革命的摇篮——英国。
保守政治：“有保留地变革”
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政治上进入一个保守时期。这个现象在许多国家后来都出现过，即经济激变与政治保守同时并存。在英国，“保守”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开历史倒车，甚至也不意味着抗拒变革；它意味着尽可能长地保持某个事物，并且在不得不进行变革时把变革的幅度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这样一种保守主义，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如前所述，英国内战是由议会与国王的冲突引起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力图变革的议会却长期以来指责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等国王“标新立异”，背弃传统。因此在英国革命中，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自称是在维护传统，而竭力维持现状的人则被指责为“标新立异”。如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国王，说他侵犯了国民的自由，违背了国家的传统等等。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发动革命的“革命者”们（这是他们决不会承认的，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恢复了英国古老的传统）都认为英国已建立起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因此任何变革都只会摧毁这种完美性，导致恶劣后果。因此英国从此进入一个全面保守的时期，不仅托利党保守，辉格党也保守。事实上在“光荣革命”以后很长时间中辉格党一直掌权，但他们决不想对现存制度作任何变动。正如当时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1723年~1780年）所说：这种政治或公民自由的观念与实践在我们这些王国（指英格兰和苏格兰）繁荣昌盛、最充满活力，它几乎就是完美无缺，只有其拥有者的愚蠢与过失才可能丢失或摧毁它。但当18世纪中期以后辉格党改变态度，指责这个制度弊病丛生，并提出改革纲领时，托利党的保守功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从18世纪80年代起即出现托利党的持续执政，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托利党在如此长的统治时期内抗拒一切改革。而英国政治的保守性，在对待法国大革命时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充分。曾多次在托利党内阁中任要职的温德姆在1790年法国革命初起这样警告英国：我确实遗憾地看到这种陌生而又不切实际的想法近来从大陆大群地飘荡过来，就如蝗虫般吞食我们土地上美丽的花朵……在飓风席卷的时节，怎能建议你去修补屋舍？这典型体现了托利党人保守主义的担忧：即便有缺点，也不可以修补；因为在修补开始后，谁能担保结果不会更坏？
如果说到1790年止，保守主义还只是一种政治本能的反映，是出于对陌生事物的疑惑与恐惧，以及对熟悉事物的本能的依附，那么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它就上升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了，其集大成者是爱德蒙？柏克（1729年~1797年）于1790年写成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在这本书中，他把英国保守主义的原则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为保守派提供了经典性的理论武库。他针对“光荣革命”是人民做出选择、造就了一位国王的观点，指出“光荣革命”尽管打破了继承的常规，拥立了一位新君主，但它并不是一次变革，而只是对传统的恢复；它是“习俗”的需要，是为“保持我们古老而无可争辩的法律和自由，保持那作为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的古老政府体制而发动的。”总之，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新花样，也不回归经试验已发现有问题的旧式样。英国人只站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既不盲目向前，也不回头倒退；既不轻举妄动，也不做历史垃圾箱中的老古董，这就是柏克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把变革捆起来硬塞进传统之中的保守主义。柏克的这个理论体系以习俗为支柱，全面表达了英国保守主义的守成特色：柏克反对破坏传统，其实是反对任何未经证明的权利。这既针对统治者，也针对平民，谁都无权为所欲为。从这一点出发，保守就可以在一个临界点上与变革相衔接，同意用某种革新的手段将某种弊病革除——当然保守主义称之为“恢复传统”。柏克有一句堪称保守主义座右铭的名言：我决不排除另一种可以采用的办法，但是，即使我改变主张，我也应该有所保留。这就是“有保留地变革”的原则。将这一原则率先在政治中加以运用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托利党首相小威廉？威廉？皮特（1759年~1806年），他的父亲也叫威廉？皮特，是著名的辉格党首相，曾领导英国打赢七年战争。他的家庭有悠久的辉格党传统，但他本人却转向更加保守的托利党。1783年年仅24岁的小皮特应乔治三世之召担任首相。国王本想让这个娃娃政治家成为他个人统治的工具，不想小皮特却坚决维护议会政治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小皮特代表保守党守住了“光荣革命”的成果。小皮特执政的另一个特色便是全力推行均势外交，因此有人称他“为下一个世纪的英国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从1783年起，直到1806年他去世止，中间只隔约两年时间，小皮特一直占据首相宝座，形成一个漫长的“皮特时代”。他死后，其门徒又独占政权约20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卡斯利雷、坎宁和帕麦斯顿等。这40多年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保守时期，小皮特堪称是英国保守政治之父。而他对法国革命的仇视决不在柏克之下，正是他领导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在他的墓碑上至今还刻着这样的墓志铭：在思想毒化使文明社会受到解体威胁的时代，他带领忠诚、理智而正直的人们捍卫了可贵的英国君主制。20世纪另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丘吉尔评价道：“这段碑文写得至为贴切。”
五、日不落帝国
反法战争：拿破仑霸权的顽强抵制者
简单考察了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保守的英国与革命的法国之间的恩怨。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为何会积极组织和参加欧洲大陆封建国家的反法战争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法国革命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使保守主义的英国一开始就对法国革命抱有极度的反感；二是革命法国的对外扩张严重地威胁了欧洲的均势体系。因此，英国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实际上体现了保守主义和维护均势的双重主题。
英国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的敌视态度集中反映在柏克的言论之中。如柏克认为法国国民会议既不自由又不体面地上演了一出深思熟虑的滑稽剧。他们表演得就像是市场上一群骚乱的观众面前的喜剧演员；他们在一群不顾羞耻的穷凶极恶的男女的混乱喊叫声中进行表演……这个推翻了国王和王国的议会，甚至于并不具有一个严肃的立法团体的面貌和形象。这简直是口诛笔伐了。法国革命采用的极端措施也使英国普通大众逐渐疏远法国革命。大多数英国人并不希望像雅各宾派恐怖统治这样破坏社会秩序和私有财产的运动扩展到英国，因此，他们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便由同情转向憎恶，对英国本国政治也由支持改革转向拥护现行制度，保守主义和保王主义的情绪在越来越多人中获得市场。
随着保守主义思潮在英国的蔓延，革命的法国与保守的英国之间越来越格格不入，但是，仅仅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并不足以使英国放弃对欧洲大陆多年奉行的均势原则和中立政策。实际上，英国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法国革命的极端措施固然使得保守的英国极度反感；但这场革命同样也造成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动荡，这对英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法国是欧洲大陆均势体系中的重要砝码，直接干涉法国可能会打破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因此，在法国革命的开始阶段，英国对法国革命是抱着观望态度的。只有当法国革命不断深入，法军在对外战争中节节胜利，越过莱茵河控制奥属尼德兰地区，使英国在低地国家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英国才感觉到不能再对欧陆局势等闲视之。然而，即使在这时，英国仍不愿与法国直接冲突，英国最初的想法是利用对法国革命极度仇视的奥地利、俄国、普鲁士等欧陆国家来阻挠法国革命向外蔓延。由于俄国此时正在全力瓜分波兰，不愿涉足法国革命的泥潭，英国只好求助于奥地利和普鲁士，1790年7月，英国、荷兰、奥地利、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签署《莱亨巴赫协定》，规定英国、荷兰、普鲁士有义务来帮助奥地利恢复对尼德兰的统治；而奥地利则停止正同土耳其进行的战争，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法国。1792年4月，法国与普奥间正式爆发了战争，欧洲国家持续22年之久的拿破仑战争（又称法国革命战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但普奥两国在对法战争中却屡遭败绩，听凭法国势力迅速向欧洲广大地区特别是低地国家扩散，英国政府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前台。当1792年11月法军占领安特卫普后，12月英国向法国发出正式照会，声称：英国绝不会同意法国擅自以假借的天赋权利为借口，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裁判官去判决由神圣条约建立起来的、并由所有大国一致加以保证的欧洲政治体系。英国坚持它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准则，对法国直接或间接地使自己成为低地国家的主人，或成为欧洲的普遍权利和自由的主宰者的行为，绝不会置之不理。这份照会预示了英国将直接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