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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最初并不赞成某些欧洲国家采用义务兵役制来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认为只有完全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组成的军队才放心满意，特别是在农民和市民对容克存在依附关系的情况下，雇佣部队更为合适。他的雇佣兵是靠买和抢的办法来补充的，因此募兵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绑架人员活动。这种做法遭到了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反对，迫使普王采取了新的征兵制。1733年，国王发布了“征兵区条例”，规定每一个团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征兵的范围，此后每一个团都从自己的征兵区里补充兵员。当然，军队中的军官职位仍然是保留给贵族和容克的。征兵区条例打破了容克在乡村“一统天下”的局面，依附于容克的农民和市民都有了服兵役的义务，除了继承土地的长子以外，其余的容克子弟几乎都参加了军队。这就为实行全民兵役制铺平了道路。他还创办了贵族士官学校，专门为他的军队培养廉洁、高效和富有自信的军官队伍。这些都为他的继任者所仿效。
普鲁士规定士兵的服役期为25年。对于士兵来说，这段漫长的服役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需要常常忍受残酷的折磨。“士兵王”训练部队的方法，一是操练，二是体罚。训练的最高目标是把士兵变成没有意志、没有思想、对上级的命令盲目服从的工具。维持这样一支和国土大小不成比例的庞大的军队，需要一笔极其可观的经费。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末期，国家岁入增大到约700万塔勒，而其中的600万塔勒被花费在了军队上。普鲁士军队不仅被置于国家的中心地位，而且成为“国中之国”。国王主要用这支军队来贯彻自己的专制统治，打破了容克的独立地位，削弱了贵族等级对政府事务的直接干预，无疑在内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740年，当这位“普鲁士国家的建筑大师”离开人世时，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军事宝藏”：约1000万塔勒的钱财和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堪称当时欧洲之冠的强大军队，他还把整个国家生活都纳入了军国主义的轨道。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年~1786年）是“士兵王”的次子，由于长兄早逝被立为王储。他一生追求“国家利益至上”，并且获得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称号。他是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表面上谦和、热情，但骨子里冷漠、严峻；一方面，他称自己是“国王哲学家”、“误生王家的艺术家”，提倡国家应实行理性主义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在恪守普鲁士传统方面又异常严格，要求臣民一丝不苟地遵守秩序和纪律，凡事无条件听从他的独断。
“士兵王”留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儿子“弗里德里希大王”就利用这支军队进行战争。对他而言，不需要任何借口，仅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破坏任何条约，也可以发起任意攻击。他曾对自己的继承人说：“要记住，任何一位伟大君主的脑子里都在想扩大自己的统治。”他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准则，即位伊始就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目标是夺取奥地利最富饶的省份西里西亚。普鲁士成为西里西亚战争的最大获益者，不仅取得了西里西亚的巨大财富和众多人口，而且使普鲁士在德意志内部的地位大大加强。这场战争是普鲁士崛起以来，对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哈布斯堡强权发起的第一次军事挑战，结果造成了普奥争霸、两强并立的局面。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成为欧洲政治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达到称霸德意志的目的。
西里西亚战争后期，弗里德里希大王继续从事军事改革，以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他采取一种普遍的强制义务兵役制；还在军队中推行论功行赏、赏罚分明的原则。普鲁士的军事组织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范例，受到各国的纷纷效仿，“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军事艺术上的最大创新是采用新的战略战术。他惯以突然的、出敌不意的进攻开始作战行动，在与数个敌手同时交战时，力图各个击破。作战中善于合理使用兵力，大胆实施机动。在此后欧洲爆发的“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国家和军队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几乎单独抵挡了奥、俄、法三国的联合进攻，并且保住了富饶的西里西亚，使普鲁士的国际威望大增，他本人也赢得了“18世纪三大军事天才”之一的美誉。
1763年后，弗里德里希大王开始了国家的“重建”工作。他采取了一些列改革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国力，但这一切也依然是为军队建设服务的。到1780年，普军人数已扩充到24万，平均每32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士兵。普鲁士变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法国政治家米拉波曾对此评价道：“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
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1799年，拿破仑战争爆发，它“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对于德意志来说拿破仑战争无异于一柄历史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对德意志人民的掠夺与镇压，抑制了德意志民族崛起的脚步，使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它也在德意志引起了革命性的巨变，激发了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它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摧毁了古老德意志的旧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新社会的基础和民族主义的活力。对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尽管德意志人从感情上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它带对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产生了极为有益的推动作用，不仅促成了普鲁士施泰茵—哈登堡改革，使普鲁士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从此如同获得了新生，而且还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战争，使普鲁士有机会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希望之星”。正如著名诗人歌德在《给祖莱卡》一诗中所吟唱的：“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1806年，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被迫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从而面临着亡国的灾难。正当普鲁士王朝和容克阶级对自身的统治和生存自顾不暇之时，普鲁士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政治民族主义者，却想利用这个时机，从基础上改革普鲁士，以拯救德意志。1807年9月30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任命施泰茵为政府首席大臣，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农业立法是施泰茵改革中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部分，其影响也最为深远。它实际上是一场土地革命，把封建地产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地产制，直接引发了普鲁士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的转变。在财政方面的改革同样也具有重大意义。1818年，政府颁布了新关税法，废除了普鲁士王国境内所有关卡和关税，实行对外关税统一，并规定由政府制定每种产品的出口税率。普鲁士工商业自此摆脱了内部重重关税的束缚，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开始形成，并对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最终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施泰茵—哈登堡改革也广泛涉及军事和教育领域。军事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支以法国国民军为楷模的、由爱国的自由公民组成的普鲁士国民军，以推翻异族统治。它废除了普军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提高了士兵的地位。还新设陆军部作为军队行政和指挥的最高机构，便于军队指挥权的集中统一。军事改革不仅促进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激发了普鲁士人的民族精神，出现了“全民皆兵”抗击拿破仑统治的局面。此外，教育改革也适应了新崛起的德意志工商资产阶级的需求，特别是对普鲁士的年轻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本民族的独立以及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改革使普鲁士的经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封建势力在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没有受到摧毁和打击，甚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普鲁士乃至日后统一的德意志，在其发展过程上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主义的烙印，始终呈现出一种保守的色彩。
19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是同欧洲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以英俄为首的反法联盟发动的反法战争混为一体的，情况复杂，性质多重，但就德意志民族本身而言，要求解放，追求统一则是主流，是关乎德意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一般认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是从拿破仑侵俄失败时开始的。1812年3月16日，普鲁士正式对法国宣战。翌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发表《致人民公告》，呼吁人民参加战斗。普鲁士人民如潮水般应征入伍，拿起武器，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战。到1813年5月，一场真正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已初具规模，并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为未来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战争的胜利，也极大地提高了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中的地位，为它日后担当起统一领袖的重任奠定了基础。但1815年反法战争胜利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依然是一个由多达38个小邦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德意志由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强共同支配的分裂局面仍未改变。
统一的前奏
实际上，在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所追逐的目标中，始终蕴藏着民族统一的内涵。但1814年，当整个反法战争胜利结束时，由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使它们更希望维持一种均势的状态，而不愿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的中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从心底里渴望恢复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因而热衷于维护欧洲均势之下的“和平”，坚决反对一切革命运动，生怕由于打破了原有的封建秩序的平衡，而影响奥地利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