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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俾斯麦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具有极为强烈的功名心，是一个重视行动，讲究现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意志坚强，富有感情，并且性情暴烈，干劲十足的人。他的军旅生涯并不成功，大学时光也都被花在酗酒和女人上，他的外交经历也没有为他赢得什么朋友，但他的确拥有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拥有的才能：他具有估量对手的超凡能力，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他还有一个赌徒的直觉，知道何时下注，何时离桌。与大多数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了解德国民族主义的暗潮涌动，并看到了普鲁士或者顺潮流而昌，或者逆潮流而亡的历史命运。
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他当时就已认定，德国统一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由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不仅可以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威胁，保存普鲁士君主政体，而且可以保证容克地主的特权地位，因此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同时，俾斯麦还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还是俄、法两个大国，都不愿看到德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前者惧怕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权，后者则把保持德国的分裂当成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实现德国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1862年9月30日，出任首相不久的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正是沿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德意志发动了三场王朝战争，开始了实现统一的历程。
一石二鸟的德丹战争
俾斯麦上台以前，普奥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日趋紧张。俾斯麦力图把德意志两大强权之间纯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尽可能同德意志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奥地利突出成阻碍和破坏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力量，而把自己充作民族运动的“矛尖”。
1863年秋，当俾斯麦发现重新激化了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是同德意志民族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就立即介入了这场民族运动。问题涉及的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三个易北河公国地区，后两个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而前一个地区却杂居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根据1852年由英、俄、法、瑞典、丹、奥和普共同签订的《伦敦议定书》，这三个公国同丹麦结成同盟，而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同时也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但丹麦的民族运动却力图将这些公国纳入丹麦的版图，而德意志联邦则要求按照德意志的意愿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1863年11月，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加快推行合并石勒苏益格的计划。这无疑将两国民族运动的矛盾冲突推上了新的高峰。就在丹麦新宪法通过两天后，丹麦国王去世，新王签署批准《丹麦—石勒苏益格新宪法》。但他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继承权却没有得到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承认，于是引发了关于公国王位继承权的争执。这激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感情的巨大浪潮，要求对丹麦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打出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的旗帜，堂而皇之地避免了英、法、俄等国的干涉。他还拉着奥地利一起行动，既可以掩饰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野心，又能使奥地利紧随普鲁士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掌握德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也为日后发动对奥战争埋下了引线，真可谓一举三得。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丹麦政府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维也纳和约》，将三个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德意志各中、小邦一直呼吁由奥古斯滕贝格公爵为三公国地区的公爵，奥地利稍后也予以支持。俾斯麦却独排众议，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相信出现一个独立的诸侯不会给德意志统一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如果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成为诸侯独立邦并获得联邦和国际列强保证的话，就会形成一种原则范例，即必须保证德意志联邦中所有中、小邦的独立地位，而这是普鲁士所不愿看到的。普鲁士不仅不能统一“小德意志”，甚至也无法实现普鲁士在北德意志的霸权。1865年8月4日，普奥签订了关于共管易北河诸公国的《加斯坦因协定》，规定石勒苏益格由普鲁士管理，荷尔斯坦因由奥地利管理，而小小的劳恩堡公国干脆以250万塔勒的价格卖给了普鲁士。
俾斯麦根本没有把这种安排当做最后的解决办法。他一直认为，普奥两方在解释协定条款上会发生摩擦和冲突。他设定的唯一出路是由普鲁士“统一”两公国，这样做最终能得到“小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支持，而且为了达到此目的，当然也毋须惧怕一场普奥战争。
目的有限的“普奥战争”
俾斯麦为统一德国所发动的第2场王朝战争是对奥地利的战争。俾斯麦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结论：要实现普鲁士主导下的德国统一，必须用军事手段排除奥地利的阻挠。因此，他一结束对丹麦的战争，就将尚未冷却的枪口对准了奥地利。
俾斯麦首先着手在国际上孤立奥地利的准备。当时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争霸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因素主要是俄、法两大邻国的态度。由于奥地利在1853年~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反对俄国，因此俄国自然可以站到普鲁士一边。对于法国，俾斯麦则主要采用了拉拢诱惑的办法，主动向法国发出暗示，表示将承认它对比利时的占有权。法皇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表明将不会站在奥地利一边。此外，俾斯麦还笼络了希望从奥地利手中收复威尼西亚的意大利，与之签订了同盟条约。俾斯麦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实则令对方难以接受的条件，要求在不将其并入普鲁士的前提下，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两公国交由普鲁士亲王管理。奥地利对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企图心知肚明，为了打击普鲁士的野心，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联盟议会决议，以便使普鲁士与整个联盟为敌。但这却正是俾斯麦等待的机会。他立即宣称，奥地利此举破坏了奥普两国的协定，于是命普军于6月7日开进荷尔斯坦因。6月14日，德意志联盟通过反对普鲁士的议案。普鲁士则以联盟议会越权为由，宣布联盟解散。15日，普军侵入萨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从南方牵制奥军。7月3日，普军在萨多瓦战役中取得了对奥地利的决定性胜利。
战后，在和约谈判和处理战后德意志事务方面，俾斯麦施展了极为灵活的政治手腕。他不仅及时阻止了普王威廉一世要进军维也纳、羞辱奥地利的计划，而且签订了一项对奥地利来说远为宽容的和约。在他看来，奥地利已不再具备称霸德意志的条件，而真正的危险则是来自欧洲列强的干涉，首先就是法国的战争威胁，因而必须以获得战争的主要结果为满足。普奥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国家，这对促进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867在北德联邦和南德诸邦之间缔结了协定，规定了共同的关税和贸易措施，从而在实现政治统一以前，首先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全德机构。这个在德国历史上“不出名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是德意志帝国成立的预备阶段。普奥战争的结局还使奥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这是继1648年瑞士脱离德意志之后又一块重要的德意志土地被剥离出去。1867年2月，奥地利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因战争失败而激化的国内矛盾，被迫对地主贵族做出妥协，将奥地利帝国改组为二元制君主国——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奥地利帝国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完成，而且也标志着曾经由普奥两国共同主导的德意志历史的“终结”。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
大功告成的普法战争
由于法国的干涉，南德的四个邦依然滞留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法皇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如果把南德意志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法国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因此，普鲁士要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就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1867年俾斯麦指出：“与法国的战争肯定会到来，法国皇帝显然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于是，他决定发动第三场王朝战争，向法国开战。拿破仑三世也同样在进行战争准备。相比之下，俾斯麦的处境要更为有利，因为统一的形势已日新月异，德意志各邦的民族运动给了他足够的支持。同时，俾斯麦还于1868年，同俄国缔结了一项互助条约，规定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如在战争中受到威胁，互助将立即生效。这无疑给普鲁士增添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后盾。此时，对于俾斯麦来说，惟一缺少的就是一个与法国决裂的适宜的借口，这个借口最好能给人一种印象，即侵略者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他注意到，如果使普法战争的性质变成民族防卫战，就可能使南德诸邦同情北德联邦的统一计划。他指出：“鉴于法国的态度，我认为我们的民族荣誉感迫使我们进行战争。”拿破仑法国对德意志事务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干涉态度，恰恰为俾斯麦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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