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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意味着“权力”而不是“福利”的论说，促使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一旦军人把战争发动起来，即使你不赞成战争，也愿意跟着向前走。
19世纪早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在于追求本民族的内部统一和政治独立，而到世纪的晚期，却演化成为民族沙文主义。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的加剧，德国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将原有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H？S？张伯伦所散布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日益膨胀的趋势，并导致形形色色的追求向外扩张的殖民组织和理论纷纷出笼。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在宣扬德意志强权和世界政策。这些都为贯彻威廉时代的内外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依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德国统治者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力来源。为了证明所谓的优秀民族的生命力和完成对世界政治、文化所负有的崇高使命，德意志帝国大步地走上了扩张主义道路。
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厮杀。德国则充当了大战挑起者的角色。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于德国政府的推波助澜，冲突在一个月内就发展成一场波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战争。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外，几乎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的战争决定。大战开始后，虽然各交战国人民都团结在本国的旗帜下，但对战争表现出如此强烈热情的，除了德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不无感叹地说：“我回想，君主制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期高涨的民族沙文主义浪潮而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似乎一切事情最后都要决定于战争。德国在一战初期的胜利所渲染出的欢欣鼓舞的气氛，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战争在1914年圣诞节前就会结束。但由于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铁路、机枪、铁丝网、堑壕在战争中的应用，使得防御一方的力量大为增强，因此战争远没有人们预计的那样顺利。至年底，德国在东西两线都陷入了焦灼对峙的状态，被迫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1915年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德军进攻的重点转向东线，但却未能消灭俄军主力。1916年德军把进攻重点转回西线，却又遭受“凡尔登绞肉机”的悲惨失败，对峙状态一直没能打破。战争的久拖不决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成为国家实际的独裁者，他们不但完全掌握着军事指挥权，还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权。在大部分岁月里，德国的真正统治者是统帅部里那位无情的、顽固的、精悍的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而皇帝则完全退居幕后。直到战争结束后，德国政界领导人才敢于透露这种事实的真相。1919年7月，魏玛时期的财政部长埃尔茨贝格尔在议会中说：“有4年时间，德国实际上没有政治统治，只有军事独裁，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讲了。”
从经济、政治和心理上说，德国是难以经受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在历史上，普鲁士军队经常以漂亮而迅速的行动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弗里德里希大王”进行的战争，1866年的七周战争，1870年的迅速胜利，都使一战中的德国人也指望能够速战速决。当这种希望渐行渐远时，厌战情绪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蔓延开来，国内的党派斗争和人民的反抗也随之涌起。1918年11月9日清晨，柏林起义开始。威廉二世在高声叫骂“背叛！背叛！”之后，仓皇出逃荷兰。德国历史上的霍亨索伦王朝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由于军队宣布对新政府效忠，因此柏林革命是在不借助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在人们欢呼革命“取得了辉煌的、几乎是不流血的胜利”的同时，却忽视了掩藏在胜利表象之下的是尚未发生改变的原有基础。兴登堡领导的军队最高统帅部之所以支持了革命，完全是因为他们看到反对革命将是徒劳无益的，而保存军官团和军队作为将来复活民族主义德国的潜在工具要比效忠君主制度远为重要。他们最紧迫的目标是防止协约国军队进入德国，从而对德国的军事组织构成威胁，为此就必须接受革命的现实，与新政府一道做出某种安排。
1918年11月8日，德国代表团来到贡比涅森林的雷通德火车站，向法国的福煦元帅宣读了停战协定，却遭到了福煦元帅的拒绝。他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并限72小时做出答复。11月11日，德国“新政府”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德意志帝国在由它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覆灭。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失败了，不仅导致国家遭殃，而且自己也落得个皇冠落地、流亡国外的下场。他的悲哀表明，一味地奉行强权政治，终归要面对失败。但他也许会迷惑不解，为什么同样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和被自己踢下台的“优柔寡断”的首相俾斯麦却都取得了成功？其实，无论是“弗里德里希大王”还是俾斯麦，他们的强权政治都是建立在有利于民族统一的事业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客观上起到了某种进步的作用。他们所发动的有限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合法性和进步性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也将遭到失败。而在威廉二世时代，一种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支撑着他的强权政治理念，客观上不会起到任何进步作用，只会把战争引向追求无限目标直至最终失去控制的境地，对于他的理想而言，战争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弥漫“种族魂灵”和“战争狂热”的第三帝国
1919年8月，魏玛共和国在革命中诞生。但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注定要促其短命的包袱。由于它取代了君主政体，但又坚决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有触动旧德国的根本基础，这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当成是“革命的叛徒”，因而加以坚决地反对。同时，共和国政府代替旧的君主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允诺承担德国战败和赔款的义务，这又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是“民族的叛徒”，加以坚决抵制。这些强烈的反对之声，加上强加给德国的巨额的经济赔偿，使得战后的德国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即使出现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时期，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维也纳流浪汉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之所以能够迅速登场，一方面，在于他成功地把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民族社会主义（纳粹）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使纳粹党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崛起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纳粹党得到了包括右翼保守政党、陆军军部、官吏和一些大地主、大工业家在内的权势阶层的青睐、纵容和扶持。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魏玛共和国却“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地倾覆了。德国历史从此进入“第三帝国”统治的黑暗年代。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歇斯底里的、魔鬼般的煽惑者。他的狂热不是出自对某种信仰的执著追求，而是产生于对自己的过度自信和病态的崇拜。他的煽动性演说既富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那种浅薄庸俗的哀婉，又利用了魏玛德国“中产阶级”群众多愁善感的情怀。当他奢谈所谓“荣誉”、“祖国”、“人民”、“忠诚”、“牺牲”这些抽象的概念时，却往往极易打动德国人的民族感。当他的声音由缓慢的男中音提高到嘶哑刺耳、语无伦次的嚎叫时，却常常引发大量德国听众的激动若狂。当他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并在演说中宣称“第三帝国”已经来临时，集合在他旗帜下的群众真的把这个“留着唇髭的小个子”想象成了“上帝”。
希特勒所推崇的纳粹理论体系的核心与基础是所谓的“族民共同体”理论，它来源于纳粹的历史观。纳粹主义思想强调，世界历史的主线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为了完成“保种保族”的“使命”，纳粹党声称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即所谓“族民共同体”国家，它既非议会民主制的，也非君主制的，而是“民族的领袖国家”。希特勒把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领域，提出由“民族精英”实行统治的领袖原则。领袖是民族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者，有权对民众实行绝对统治。希特勒认为，只有他才能最自觉地意识到加强民族力量的所谓“种族价值”、“个体价值”和“自我保护的势能”三要素，抵御削弱民族力量的 “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 等所谓“人类罪恶”，因此，他认为自己应该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显然，纳粹的所谓“族民共同体”计划不过是想建立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独裁专制的和极端反动的法西斯国家，可悲的是，这样一个疯狂而并不高明的设想，居然迷惑和吸引了当时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民众。这与德国作为专制国家的特点有直接的关系。统一之后的德国尽管实行了议会制，但仍然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专制国家，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这样的国家很容易随着领导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政策选择而走向难以预料的发展道路。
法西斯与战争之间一直有着不解之缘。在法西斯国家，战争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本身。在纳粹时代的德国，因为保留了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