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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德川家康接替已故的丰臣秀吉成为新的掌权者。他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史称德川(江户)幕府。经过苦心经营,德川幕府彻底清除了国内的威胁,将江户建成了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德川时代初期,为了强化幕府统治,巩固中央政权,德川家康把全国1/4的土地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将其余3/4的土地分别交给260多个“大名”全权支配,称为“藩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幕藩体制”。这种体制由幕府把持中央大权,地方各藩则由“大名”来管理。“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而幕府则通过各种措施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将军通过分封领地和提供俸禄,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了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的关系也基本与之相似。德川幕府还实行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等职。对于他们的选用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则按“士农工商”的身份加以区别,并规定各等级一般世袭不变,互不通婚。这样处于最高等级的武士阶层虽然仅占全国人口的10%,却统治着占人口80%的农民和10%左右的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在四民之下还有“秽多”、“非人”等,仅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居于社会的最底层。
16、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航海贸易广泛开展。这一浪潮也冲击着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它在给日本带来各种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出于对西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担忧和畏惧,幕府采取了一系列以“禁教”为主要目的锁国措施,加紧了闭关自守的脚步。从1633年2月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连下五道“锁国令”,从开始的单纯以禁教为目的最终发展到全面的闭关锁国,不但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日本,而且也禁止本国人出国,甚至不准海外的日本人归国,违者将被处以死刑。这一系列极端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彻底地与世隔绝,成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事实上,幕府对锁国政策寄予了厚望,希望借此实现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的目的,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局面,使遭受列强殖民统治的噩运没有过早降临。
尽管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是极为落后和不稳定的,但是依靠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推行锁国的对外政策,使得幕藩体制得以安全运行了近两个半世纪。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一国的落后而放慢前行的速度。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消极理念和做法尽管可能发挥一时的作用,但从根本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必然被日益进步和开放的国际潮流打得落花流水。
17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势不可挡,封建经济危机丛生。商人阶层崛起,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而与商人日渐富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下层武士和普通平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幕府对此毫无解决办法。而其自身的财政危机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农民、城市贫民和中下级武士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到德川幕府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萌芽在城市和农村都陆续出现。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开始打破,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动摇。1837年,在大阪发生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市民暴动。暴动队伍走上街头,烧毁店宅,分取店主的财物。由于这一暴动发生在日本的经济中心大阪,因此极大地震撼了幕府统治。此后,幕府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都未能达到彻底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各地的农民起义与市民运动愈演愈烈,幕府统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黑船”惊醒众人梦
直到19世纪中叶,历经了两百多年锁国政策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而就在它闭关自守、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将恍如隔世的东方小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曾任驻日使馆参赞。他写的《樱花歌》,将幕末日本孤芳自赏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
呼作花王齐下拜,至夸神国尊如天。
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
一朝枪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17世纪之后,率先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西方列强纷纷崛起。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它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而地处东方航线末端、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日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列强的视野。最先叩响日本锁国之门的是充满占有欲的俄国人。从1711年起,沙皇俄国先后派人到千岛、择捉等岛进行“探险”,并企图据为己有,由此埋下了日俄北方岛屿之争的祸根。1792年,俄国轮船“卡塔琳娜号”奉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命,携带着价值两千卢布的“礼物”,以护送海难中获救的日本人回国为由,抵达日本的北海道,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终因幕府的拒绝而未能如愿。此后,英、美舰船也曾多次前来交涉通商事宜,但均无功而返。
外国军舰的频繁滋扰使幕府更加惊恐,于是发布了更加严厉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具体行动就是加紧修筑海岸要塞和炮台,对近岸的外国船只一律进行炮击。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日本举国震惊。天朝大国顷刻崩塌的命运使日本充分认识了欧美列强的威力和锁国政策的局限。许多有识之士疾呼: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两年后,幕府废除了“异国船只驱逐令”,并吸收改革派的意见改进炮术,加强武备。鸦片战争给日本民众敲响了警钟,他们积极寻求维新图存的良方。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的《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备受推崇。正如梁启超所感叹:“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但日本寻求自保的脚步还是慢了许多。4条美国黑船的不期而至,扣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也惊破了看花众人的美梦。原来,在多次通商请求均遭拒绝之后,美国决定借助武力打开日本的国门。1853年6月3日,受美国政府委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士兵560人,闯入日本浦贺港。他在递交国书的同时以武力相要挟,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佩里声称:“若不受理国书,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幕府官员怯于4艘从未见过的像山一样的庞然大物,迫不得已收下了美国国书,声明第二年春天予以答复。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以蒸汽为动力,冒着黑烟,因此佩里舰队叩关被形象地称为“黑船事件”。第二年春天,佩里率领7艘大船如约而至,以武力威慑迫使幕府于3月31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是近代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开放下田、箱馆两港;供应美国船只水、燃料、粮食及其他必需品;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日本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一条约,美国成功地为海上航线开辟了重要的补给基地,“虽然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最重要的一步”;而日本则在列强炮舰的逼迫下,痛苦而艰难地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日本来说既是噩梦的开始,更是衰弱到极点后再度走向强大的重要转折。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之后,英、俄、法、荷等国也竞相涌来,如法炮制了类似的“亲善条约”。日本至此彻底告别了锁国的时代。对于日本开国的历史,明治初年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从积极的角度给予了评价,他认为:“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其中“烈火”所指的正是“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1858年,在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的努力下,日美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江户条约》)。接着幕府又毫无例外地相继与荷、俄、英、法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以上条约统称为《安政五国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日本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对列强的开放程度,而且丧失了制定本国税率的自主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在“亲善”、“友好”名义的掩盖下,日本的封建社会制度面临全面解体,国家主权遭到损害,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
从“尊王攘夷”到“倒幕开国”
开国之初的日本,幕府的昏庸无能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使原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在民族危机和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早已走到尽头的幕府统治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大批改革派武士挺身而出,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逐渐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些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包括吉田松阴、高杉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