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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分胜负的结局。所以日本参战没有什么损失。”还可以“抓住好机会，在世界上提高日本的地位，在东亚进一步巩固日本的立脚点”。一时间，“举国一致”的口号几乎成了朝野上下共同的声音。
一战的确成了日本的“天佑”良机，趁欧美列强忙于应付大战、无暇东顾的有利时机，日本当局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展开了大肆扩张。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趁火打劫，不仅出兵强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还占领了南太平洋的德属马绍尔、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等群岛。日本还趁欧洲战时经济萧条、物资供应紧缺之机大发战争横财。1919年日本的出口额比战前增加了2？5倍，黄金储备从1914年的3？5亿剧增到1919年的20亿，一改多年的入超而成为出超国，也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造船业和海运业迅猛发展，1918年造船总量比战前增加近6倍，从战前的世界第6位上升到世界第3位，而造船业的发展又直接推动了钢铁、电力等工业部门的发展。日本国内出现新的投资热潮，1914年~1919年，企业投资从25亿增加到400亿日元，公司总数从17000家增加到26280家，工业总产值也由13？4亿增加到65？4亿日元，形成了京滨（东京、横滨）和阪神（大阪、神户）两大工业带。1919年，日本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但日本工业和投机性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重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未能改变，1919年轻工业在工业产值中仍占70％以上，而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仅占20％左右。
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在战争时期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禁运政策，以及北洋政府对铁矿资源国有化的实行，又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临危机，因而加速了侵略动机的恶性膨胀。1915年，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接受了旨在全面控制并最终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尽管“二十一条”的要求未能全部实现，但它所体现的基本路线却被全部继承了下来。
一战使得日本政府、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都发财致富了，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不升反降，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农民更是度日艰难，许多人破产流入城市或沦为佃农。1918年，日本爆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暴动——米骚动。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了3个多月，波及了包括东京、大阪、神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全国2/3以上的地区和1/4左右的人口，充分暴露了日本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所造成的隐患，也显示了战争催生的经济浮华背后所潜藏的巨大的社会危机。
随着一战的结束，战时空前膨胀起来的日本经济迅速下滑，大战期间积蓄的财力也很快消耗殆尽。1923年9月1日，正当日本政府为摆脱经济困境而一筹莫展之时，一场大的自然灾难又突然降临到日本的头上。这天中午，在日本经济中心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的大地震，引发的火灾和海啸将东京和横滨变成了一片废墟。这场灾难造成了日本财政损失达5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半的财政收入，受灾人口高达340万。为了救灾和重建，日本政府大举借债，从债权国又变成了债务国。
从1929年开始，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沉重地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也使得各列强之间、列强与殖民地之间的各种矛盾全面激化。日本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这场经济危机引发的浩劫之中，令持续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危机期间，日本失业工人达300万，2/3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日本在政治上由实行政党政治转向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加速推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军阀与财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所谓“军财抱合”的局面，对日本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战争之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军事上，则积极发动侵略战争，企图以武力扩大势力范围。
一战期间，随着垄断资产阶级实力的增强和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政党在日本政治舞台上逐渐活跃起来。1918年9月，日本诞生了其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由此开始，日本进入了短暂的政党政治时期。1924年1月，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了“三派联盟”，提出了“反对特权内阁”、“坚决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等政治口号，发动了以维护宪法、反对军部和藩阀专制为目的的护宪运动。在议会选举中，三派联盟获得大胜，组成了联合内阁，使议会的作用有所增强。从一战结束后至1936年法西斯分子全面上台时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与非选举的（元老、枢密院与军部）政府相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这无疑是日本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天生具有的保守性和妥协性的弱点，以及日本政治体制固有的军部权力过大、难以受到议会和内阁制约的致命缺陷，注定了日本政党政治的短命下场。它最终被军部法西斯势力所颠覆。这使日本错失了一次选择理性发展之路的有利时机。
从“华盛顿会议”到“东方会议”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将“维护和扩展在满洲和韩国的利权”作为“开国进取之国是”和帝国施政的方针，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类似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机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还成立了一支专门的军事力量——关东军，以此为工具，开始了殖民主义性质的“满洲经营”。为了排斥其他列强的利益渗透，日俄两国在东北亚问题上采取了相互勾结的政策。1907年~1916年间，先后签订四个密约，确定了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分割：日本灭亡了朝鲜，深入中国东北；沙俄则策动了外蒙独立，攫取了松花江流域的很多特权。
然而，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俄政府终止了同日本的分赃密约，使日本多年来在远东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盟友彻底消失，美日之间的战略利益矛盾则随之凸显。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仍不惜冒财政崩溃和与列强对抗升级的风险，大肆扩充军备，企图以此确保日本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1921年，日本军费支出达7？3亿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54？9％，陆军常备兵力达到21个师团，并朝着25个师团的目标扩充，海军已拥有各型军舰238艘，约86万吨，并着手建立所谓“八八舰队”，即舰队拥有第一线主力舰为8艘战舰和8艘巡洋舰，再配以第二线的辅助舰艇。这意味着日本将拥有可以与美英抗衡的一流的海军作战能力。同时，日本还乘苏俄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将西伯利亚和满洲北部的俄国势力范围纳入到自己麾下。
日本的行动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担忧和警觉，为了限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也为了重新分配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1921年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限制海军军备；讨论远东问题，其核心是中国问题。会议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要求日本放弃追求舰船吨位与英美平等的权利。由于当时日本的军事实力还不能给英美以致命打击，在贸易和债务方面又必须依赖英美列强，因此被迫接受了条约的要求。但在军事力量遭到削弱的同时，却更加坚定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以武力对抗欧美强权的决心。当然，条约的签订也无疑向全世界宣告了日本已经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的事实。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还利用其大国地位对日本进行遏制，迫使日本退还山东，放弃“二十一条”的要求，接受“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关系原则。还强行拆散了英日同盟，使日本丧失了长期以来推行侵略政策所倚重的重要支柱。会议建立的华盛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起到了暂时的抑制作用，使日本陷于外交孤立之中。然而，这一瓜分世界的新体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短暂的缓和仅仅是新一轮疯狂角逐的酝酿阶段。从此，日本将美国明确作为了战略对手和主要的打击目标，日美矛盾进一步加深。
华盛顿会议后，由于受到美英压力、本国经济停滞（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和中国反帝革命运动兴起的影响，日本政府暂时服从了华盛顿体制的安排，采取了所谓“协调外交”的政策，并执行了一系列裁军行动。但日本政府决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裁军，而是把节省下来的大量军费继续用于军事上，不仅对武器装备进行更新换代，而且还新建了坦克部队、野战重炮兵种和空军。同时，日本对青年国民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把学校变成了军事训练的主要基地，还专门成立“青年训练所”，对社会青年进行军事教育。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曾吹嘘说，这种全民皆兵式的训练制度可以使日本军部掌握20余万正规军人，300余万复员军人以及数十万青少年。正是依靠推行这样一种制度，使日本不仅弥补了裁军减少的兵员数量，而且为以后大规模扩军、发动全面战争做了人员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叫嚷终止“隐忍之策”、转向“积极雄飞”的呼声始终不断，强硬派势力蠢蠢欲动，猛烈抨击政府的对外政策，鼓吹武力入侵中国。1927年，日本政友会总裁、老牌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一上台，就在对华政策上恢复了强硬立场。在他的主持下，日本召开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确定了所谓“满蒙分离”的方针，企图以武力达到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中国的战略目的。东方会议是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会议，预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心打破华盛顿体制的约束，不惜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