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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波兰人民的反俄民族起义。在攻陷华沙之后，又命令10万俄军常驻波兰，加强殖民统治。但这终归是徒劳的，只能激起受压迫者更强烈的反抗。1849年6月，沙皇派出20万大军血腥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杰出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就牺牲在了抗击俄国侵略者的战役中。他用自己的鲜血实现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豪迈誓言。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尾声。通过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沙皇俄国的欧洲大陆霸主地位和反动堡垒形象得到了巩固。
1853年，俄国为在黑海沿岸获取更大的利益，以无理要求为借口悍然出兵土耳其，俄土战争就此爆发。战争初期，俄军的节节胜利引起了英、法等国的担忧。为了同俄国争夺黑海和巴尔干地区的控制权，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等国于1854年对俄宣战，史称克里米亚战争。西欧列强的参战很快改变了战争的局面，处于孤立一方的俄国最终战败，于1854年3月被迫缔结和约。按照和约规定，俄国退还了战争中掠夺的领土，还被剥夺了在黑海拥有的权利，可谓损失惨重。
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沉重打击了沙皇俄国的嚣张气焰，充分暴露了俄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腐败和落后状况，成为俄国从强势地位走向衰败的重要标志。战争中，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训练水平、指挥能力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英法联军。由于缺少铁路，俄国调动军队和给养花费的时间要远远超过英法。而工业发展的滞后导致俄国海军只能以木帆船与英法军队的铁甲舰对抗。
1877年~1878年，俄土战争再次爆发。俄军尽管取得了战场的胜利，但在英国、奥地利等国的干涉下未达到预想的目的。相反，战争使俄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消耗，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国内矛盾趋于激化，引起了新的革命形势。19世纪下半期，俄国还把势力范围延伸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先后经过两次同波斯的战争，抢占了大部分高加索地区，把其疆界向南推进了几百公里，使波斯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立，被迫依附于俄国。俄国对中亚地区的武装蚕食也几乎从未停止。依靠强大的军队，俄国最终征服了中亚近4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也加紧了对东部邻国——中国的侵略。在短短几十年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和西部边境共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获得了许多有损于中国利益的特权。
通过向四面不断扩张，到20世纪初时俄国领土面积已经达到空前的2000万平方公里，占据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6。然而连年的征战和长期奉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也使俄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消耗巨大，影响了正常的国内建设，错失了发展现代化的最佳时机，造成俄国外强中干的特点，而且强取豪夺的作风使俄国四面树敌，严重损害了俄国的国际形象和大国威望。总之，在沙皇俄国看似辉煌的成功背后，却隐藏着无数的危机，有些甚至到苏联时期依然难以化解，成为俄国肌体上永久的致命的缺憾。
到19世纪末，俄罗斯的国家版图最终确立，经过长达350年的血腥兼并和殖民扩张，俄国的领土面积由280万平方公里剧增到2280万平方公里，从东北罗斯的一个小国扩大成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但1904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这个巨人的虚弱。从此之后，来自东方的日本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一直存在了整整40余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俄国农奴制的危机
19世纪上半期，农业仍然是俄国主要的经济部门。当时的俄国，农业人口占居民总数的90％，并且依然以落后的农奴制为基础，沿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尽管农业技术改进和生产的合理化也已出现，但人数有限，不能形成规模。俄国的封建农奴制产生于15世纪末期，到18世纪已经达到鼎盛，种种弊端开始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成为严重阻碍俄国发展的经济根源。到19世纪，农奴制的存在不仅制约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日益成为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孕育聚集的焦点。
俄国农奴制的主要特点是将广大农民以人身依附的形式束缚在土地上，从而丧失人身自由和各种基本权利，变成农奴主的附庸甚至私有财产。在农奴制下，农民每月要有2/3以上的时间用自己的农具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劳动收获悉数归地主所有。这是农奴制体制下地主剥削农民的最常见的形式。在这种制度下，农奴的劳动成果和收入基本上都被农奴主和国家剥削占有，因而缺乏劳动的积极性和使用先进技术的热情，致使俄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的单位产量长期停滞不前，并且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由于农奴制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式的封建经济形态，各农奴主庄园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并不活跃，也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同时农奴制度的长期作用还导致俄国社会各阶层分布的严重失衡。“如果说在外国，农业胜利发展的过程是靠运用现存资本进行的，那么在俄国，地主经济则完全彻底地靠剥夺农民私营经济来发展。”占全国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处在社会等级的最下层，忍受来自其他阶层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种状况必然引发激烈的反抗和斗争，从而危及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俄国国内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就是最现实的证明。据统计，1826年~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19次，1845年~1854年平均为35次，1855年~1857年平均为63次，1858年~1860年平均为101次，而仅1861年一年就多达1176次。
严峻的形势也曾迫使俄国的统治者们推行必要的改革措施以缓解矛盾，但即便是沙皇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1861年改革，也仍然保留了农奴制的大量残余，其实质依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一次大规模掠夺。农奴制改革后，地主仍然占有森林、草场、水源和牧场。农民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国家分配的“份地”，但依然没有足够的土地，无法独立经营，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交纳赎金并负担为地主劳动以抵付地租。因此事实上，剥削关系的实质并未改变。同时，俄国的农民阶级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其中50％以上的农民成为了贫农，他们能够赎得的少量土地不足以养家糊口。从1860年~1900年，随着人口的增加，以男性农业人口计算的人均占有“份地”数量从5？1俄亩下降到2？7俄亩，而贫农拥有的土地还要远远低于平均数。根据1905年沙皇内务部的统计，3万户大地主拥有土地7000万俄亩，同1050万户农民拥有的土地一样多，但平均起来，每户地主有2300俄亩土地，而每户农民家庭却只有7俄亩，差距之悬殊可以一目了然。可就是为了这么一小块儿份地，大量的农民还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赎金债务和高额的赋税。1891年，在改革推行了30年后，农民缴纳的税款为16100万卢布，而地主上交的数额却只有2030万卢布。由于各种税费负担过重，使很多农民入不敷出，一天天深陷于赎金、赋税交织的罗网之中，根本无力自拔。对于俄国的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唯有奋起反抗，彻底打破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真正获得生存所需的土地和自由。
1906年，为了消除革命隐患，在大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下，俄国通过了大臣斯托雷平提出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改革法令，并于1910年正式实施。其主要内容就是允许农民自由退出村社，所有划归农民的私有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这是继1861年改革后，沙皇政府在农业方面的第二次重大改革。它打破了长期对农民的束缚，加速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育，为俄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自由劳动者，加快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分化。列宁认为：“这项法令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业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令无疑是进步的。”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导致了政权系统和社会体系的溃散，引发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而且形势变化之快，几乎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国内革命力量的壮大
19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所发展，手工工场的数量逐渐增多。1804年，全俄手工工场为1200家，到50年代后半期已增加到2800家。但俄国真正走上近代工业化发展的道路还是从1861年改革之后才开始的。当时的沙皇政府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阵痛和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中意识到加快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性，因此迅速加大了对工业建设的扶持和投入。
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俄国的工业发展在19世纪出现了持续高涨的局面，而且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垄断性质和以重工业部门为主的特征。1876年俄国出现了第一个生产铁钉和铁丝的卡特尔；19世纪90年代，南俄顿涅茨煤炭公司的煤炭产量占该地区产量的2/3以上；巴库油田的石油产量更高居全俄石油总产量的95％以上。随着垄断工业的快速崛起，垄断资产阶级的势力不断壮大，并且日益渗透到国家的各个经济部门之中，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自身利益出发，要求政府给予垄断组织更大的支持，集中有限的资金和物力用于少数企业的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1905年前后俄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特征的大型企业联合——辛迪加。与此同时，垄断资产阶级也已全面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沙皇政府必须依靠的对象。用1913年南俄工商业代表大会一位理事的话说：“我们的辛迪加现在已经把第一重要的商品大部分控制在手中，除了煤、铁轨、马口铁、水泥、家具、印花布、盐、橡胶产品、线、胶水、淀粉生产已经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