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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戈尔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阶段的苏联领导体制被形象地称为“三驾马车制”。它在70年代中期以前确实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新的领导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赫鲁晓夫时代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肯定斯大林功绩的同时引导社会对他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通过政治上开展的“纠偏”行动，部分地缓和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使新的领导集团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推行必要的改革。从1965年开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实施了“新经济体制”改革。这项改革适度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价格、利润、资金、信贷等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此后，又相继采取改进工业组织结构和管理等措施使改革进一步完善。由于改革实行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管理原则，适应了客观需要，又是经过局部试验再逐步推广到全国，因此改革初期成效显著。
新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持续了10余年，“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在改革过程中，苏联顺利完成了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5年）。其间，苏联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3％，全国工业总产值从2294亿卢布上升到5112亿卢布，农业生产总值也从883亿卢布上升到1128亿卢布。经济的发展使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据美国国务院计算，苏联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3％，1975年上升到53％。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70年代中期是苏联历史上经济增长水平和综合国力最强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苏联依然保持着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成为与美国实力接近的超级大国。
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却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国民经济，而是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了国防建设和在全球的战略扩张，加紧了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和争霸斗争。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国防经济问题在一切工作中占第一位。”因此，苏联不断增加军事投入，全面提升常规军事力量和核能力，造成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这一时期，苏联陆军的坦克数量远远高于美国，海军也于1970年在全球三大洋、七大海域举行了第一次“全球海军大演习”，充分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在核武器方面，苏联更是进步神速。据美国估计，1964年美苏两国的洲际导弹数量之比大致为4∶1；到70年代中期时，苏联的战略核导弹数量已与美国大体持平。各种情况都表明，苏联在军事实力上已经达到了同美国势均力敌的水平。
趁美国实施全球战略收缩的时机，苏联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到处推行强硬外交和霸权主义政策，与美国展开全面对抗。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了布拉格事件；1969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制造珍宝岛事件；1979年悍然出兵阿富汗；70年代末又在越南金兰湾租建海外军事基地，把对外干涉的触角进一步向前伸展。据伦敦战略研究所估算，1970年苏联的国防开支为539亿美元，1979年已上涨到148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远远高于同时期美国6％和联邦德国4％的水平。如此庞大的国防开支，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正常发展。与此同时，国内保守思想再次否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也越发僵化。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十五”期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0％，“十一五”期间更降低到0？6％。苏联经济陷入了“停滞”时期。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政坛出现了“老人政治”的局面，党政重要领导人的年龄都在70岁以上。1982年11月，接替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安德罗波夫当时已经68岁，并且体弱多病。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以“社会主义起点论”取代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漫长发展阶段的起点。他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积累的各种弊端和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通过改革扭转苏联社会停滞不前的状况。无奈安德罗波夫身患重病，执政不满15个月就因病逝世。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由时年73岁的契尔年科接替总书记一职。但他也体弱多病，在任13个月基本都是在医院度过的。1985年3月10日，这位老人也匆匆离世。就这样，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克里姆林宫便先后安葬了3位最高领导人。
老人政治期间，由于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机制严重削弱，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各种腐败现象频生，使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特权阶层”，败坏了党的形象，造成民怨极大，也使得社会风气不断下滑。许多社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逐渐聚集成制约社会发展的阻力，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致使党的威信和凝聚力进一步下降。经济的停滞、社会风气的下滑和党的地位的降低，使人民普遍失去了参与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前途也漠不关心。这些都给苏联未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历史在“改革与新思维”中转折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立刻展示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强调要在当时条件下恢复新制度的列宁主义面貌，清除它的积垢和变形，摆脱一切制约社会前进和妨碍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东西。他大刀阔斧地更换政府领导班子，批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现象，确定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目标，提出经济改革的新计划，把粗放经济向集约化转变。在同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即著名的“加速战略”。随后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对这一战略加以确认，并提出了实现“加速战略”的两个基本途径：加速科技进步和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经济体制。1987年苏共中央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苏联改革的起源、实质、内容和前景，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问题进行公开批评和纠正。此时他还不知道，多年以后当人们再度谈论苏联解体的历史时，都会提到这本书，并把它看作苏联命运转折的标志。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步伐过快，政策波动过大，使得在打破原有体制的同时，未能及时建立起新的有效的体制，因而导致经济改革严重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仓促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试图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的进行。结果造成了社会政治极端混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国内形势恶化，经济滑坡，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各地罢工游行层出不穷。更为严重的是，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也随之激化，并且产生了连锁效应，多个加盟共和国借机要求独立。在这一问题上，西方政府和政治势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国内也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形势的发展令苏联政府无法阻挡，只能步步后退。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苏联把竞争机制运用到政治领域，开始借鉴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修改”苏维埃制度。1989年5月~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国家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代表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常设机关——议会。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被迫放弃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承认了多党制的现实。同年2月，他在苏共中央二中全会上首次公开提出设立总统制的建议。3月，经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激烈讨论，以1817票赞成对133票反对的悬殊结果通过了设立总统制的决议，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总统职位的设立和第一任总统的产生，使苏联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苏联部长会议作为政府行使执行权；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苏联总统则独立于最高苏维埃之外，与最高苏维埃相互制衡，并保证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关与国家最高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协调。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把苏联部长会议改组为总统领导下的内阁制，使行政权直接置于总统控制之下。
从1990年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市等陆续举行了地方苏维埃选举，以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改革目标。但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联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日益发展。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同年，俄罗斯联邦举行选举，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此后叶利钦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退出苏共。其他九个加盟共和国也迅速仿效，宣布本国是主权国家，本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开始同联盟中央分庭抗礼。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叶利钦获得57？3％的选票，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7月10日叶利钦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不久就签署了针对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从此，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活动开始受到限制。
1991年，苏联政治经济局势全面恶化，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