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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吴用之外，最懂得合作道理的当然是宋江。他对被俘或骗到山寨上的人一概施以大礼，殷切希望对方加以合作的格局。他的合作主义精神既宽容又广泛，终于结成了来自不同方面的一个强大的集团。为了能与朝廷合作，他则不惜托门于青楼，可见用心之深也矣。
【注1】天圣七年，特意设立“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材异”选平民中被举荐者。
【注2】《六韬》是古代兵书，相传为姜太公所作。但从其内容所涉兵车作战与铁武器使用上来看，应为战国时代人托吕望之名而作，宋朝元丰年间何去非排定《武经七书》版本，《六韬》也最后定型。《六韬》影响很大，十六世纪就有人将其译成外文，日本当时有各种译本、注本、评本计四十余种。
一个灵魂性人物很重要
林冲单一防晁盖七人时，吴用到了喜不自胜的地步：“这个来相探，中俺计了。”（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火并，晁盖梁山小奇泊＞）林冲合盘托出内心对王伦的看法：“此人只怕嫉贤妒能之心，但恐豪杰势力相压。夜来因见兄长说众位杀死官兵一节，便有些不然，就怀不肯相留的模样，以此请众豪杰关下安歇。”林冲虽未把欲杀王伦的心思说透，但聪明的吴用已全然知晓。所以在第二天去赴王伦的送别宴前，吴用告诉晁盖等人暗藏武器，以备厮杀。
一场政变，一场清除不合作者的血腥火并在后来者的虚情假意中开始了。晁盖、刘唐表面上去保护王伦，实际上是把他推到一个更易让林冲下手的位置。林冲揪住王伦，王伦的原格局的杜迁、宋万、朱贵也被三阮及公孙胜看住。第二方，直接消灭了第一方，于是，第三方占据了主流。杜宋朱三人都跪下叩头，称：“愿随哥哥执鞭坠蹬。”不过，他们判断错了，林冲是不想做第一把手的！
重构的权力秩序在林冲的主导下进行着：晁、吴、公孙三人占了前三名，林在前三人的劝说即发出明确的合作意向后，坐了第四位；第三方的位置变换成了最强势的一方，原来第一方的杜宋朱三人只好自觉地排在末尾，认可在新头领与他们之间夹上几位强者。
杜宋朱三位是非常智的，在新的一方格局中，三人的利益完全能够得到保证。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乎如此。中国历来的按资排辈的规则于此不复存了，这是一个新的制度格局，完全凭实力－－或德行或武艺来排位。一旦排定，大家尽可放心地去喝酒吃肉，因为兄弟们之间已经用义气作为无形的章程团结到一块。
这里是充分竞争与充分合作的格局！
维持充分竞争与充分合作的格局，就需要一个灵魂性人物。他就是吴用。在顺利救了宋江、戴宗之后，他自愿地把第二交椅让给了宋江（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吴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在晁盖死后，他引导众意，死死地把宋江放在第一位上。这并不是为自己的位置考虑，而是为了整体利益。
晁盖作为一把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一个合作性的格局当成了个人独资企业。在临死的时候对宋江说：“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再明白地说：你宋江不能由第二位自然升到第一位！
宋江当然明白此话的含义。
在重造格局的关头，吴用再次发挥了灵魂作用，他策略性地否定了晁盖的路线，把宋江定在了实质性的领导地位：“然虽遗言如此，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议。（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码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确实没什么武艺－－与林冲这类的武学专家比，他那两下子不过小儿科，但他有两项资本：一是在英雄们的圈子里以义闻名，第二他是晁盖吴用等人的救命恩人，“担着血海的干系”给几个人送了信。之于第二点，晁盖的遗言更没了道理。
宋江在卢俊义彻底上山后的新变局中，为了“忠义”二字，重申晁盖遗言，并依此力推卢俊义为第一把手。他实质上也充分认识到晁盖遗训的错误之处，只是不便说明，故此说了三件似是而非的理由。
在吴用的操纵下，武松、刘唐、鲁智深都反对宋江的谦让。宋江是个聪明人，出了一道各打一府的考题。宋江胜了，这是必然。
善用鬼话不可或缺
卢俊义打东昌，连输了两阵，还得宋江增援。原说的竞争为头儿的事儿，已成定局，但宋江是个善于合作的人，正如他在作小吏时尽可能地交往社会人物一样。
为了确定秩序的合法性，让权力结构造成为不容置疑的伦理，他得借助鬼话。
在拿下东昌府并收了没羽箭张清后，天上掉下了石碣。石碣从天上掉下来时，气象惊人：“是夜二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乾方天门。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唤作开天门又唤作开天眼。”（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挖出石碣，经人翻译，再刻到石碑上，一切拿定了。宋江遂以天文为据，对大家正式训令：“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天上掉石碣不过是对九天玄女授天书的一次确认而已，那时，九天玄女就叫他“宋星主”了（第四十二回＜还道林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到了石碣刻成碑文，他还大吃一惊：“鄙猥小吏原来上应天魁。”云云，明显是在做假吗！
相对于晁盖，宋江确实高明多了。晁盖只说了一次七星入屋（见第十四＜赤发鬼醉卧灵官庙，晁天王认义东溪村＞），并且斗柄上一颗小星飞了。
那飞了的小星，显然是他命运的隐喻！
比之于晁盖，宋江有私下里的信仰，他对九天玄女许过愿，也未公开自己这次神秘的经历。所以，对未来他更有坚定的信心。晁盖则是无信仰者，任何偶然的神启对他来说都有自己的主动性选择。七星入屋的梦（－－或许是他的编造），他认可；而出发攻打曾头市时，风折军旗，他却认为“天地风云，何足为怪。”…
鬼话或谣言是对立双方的共用武器，但多是对强势一方的伤害大。在黄文炳去蔡九那里汇报宋江的反诗情况时，蔡九告诉了他一个来自最高层的消息，东京正流传着儿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并且司天监的观象结果也预测到了这一点。天象与儿谣给官方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在晁盖宋江攻打曾头市之前，曾头市就放出了挑衅性儿谣，说：“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
晁盖发怒了，他要灭掉造谣者。但，他犯了兵家大忌：“将不可怒而致战。”
终于，他成了鬼话的牺牲品！
第五章技高一筹的治术
现代人听来，觉得这个论断十分荒谬，因为不公开审理可以，再严重的案件也得经过合法的程序审判。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战乱期或非正状态（如戒解）下，尚有情可愿，要是发生在法律秩序正常的社会里，几乎不敢想象。
集法官与律师于一身的张汤
误读点评
◎在生活的时下，一方面，我们痛恨司法腐败，另一方面又深蔽于历史迷障，希望出现如古代那的执法如山的好官。殊不知，所谓的清廉，往往是建立在野蛮杀戮之上的！从汉之张汤到唐之来俊臣再到明代的魏忠贤（及其爪牙），酷吏们不但在残害平民，也在残害体制内的同仁。文祸再经典不过地诠释了中国酷吏文化的顽强性——酷吏之害，甚于贪吏之污！
只有人们明白了历史上酷吏文化的本质，才会知道“文祸”并非“史无前例。”
●当新儒学以复兴旗号向天下人宣示他们的理想时，孔儒“上智下愚”的“分层定理”也复活了。殊不知，中国历史残酷的变乱——从政治、军事到经济、庶务，一次又一次打碎了“分层定理”。在下者狡黯乃至坦率地蒙蔽在上者，在上者或是混然不觉，或是迫于大势而隐忍退让。
”上智下愚“从来就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忽视弱势群体的文化，从来不肯精心地（更不用谈认真正）保护弱势群体。奉公守法，成了愚昧无知或不知权变的别称。可悲的是，弱势群体一次又一次地被改写成强盗，或成了强盗的合作者。看看《水浒传》中桃花庄刘太公夹在官与贼之间的窘态，便该明自：不懂历史分析的方法去读《水浒传》，也是中国人读书的一大误区。
于此，乃有重复之叹：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热闹！
现代人听来，觉得这个论断十分荒谬，因为不公开审理可以，再严重的案件也得经过合法的程序审判。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战乱期或非正状态（如戒解）下，尚有情可愿，要是发生在法律秩序正常的社会里，几乎不敢想象。
但是，这却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形成的典籍《礼记》中的刑政规定，＜王制＞篇称，有四种罪行可以“不以听”即不经审判：
1、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2、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3、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4、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四大刑名都是处理与政治有关的所谓非法行为的，特别是对言论的治罪。
《礼记》成于宣帝时，作（编）者分别为戴德、戴圣叔侄。前者之作称为《大戴礼》，后者之作称为《小戴礼》。一般情况下是专指《小戴礼》的。
《小戴礼》综合了战国至西汉初期有关礼的问题讨论的文章，其中包括孔子的弟子的论述。虽然《礼记》非孔子之原作，但是也是对孔子礼制思想的精细阐述，同时也表现孔子宗法思想对汉初的影响。
＜王制＞一篇是在汉文帝时就有了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