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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抗战期间率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曰：“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然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南开似乎漠视这位老校长的存在。
1949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的张伯苓拒绝蒋介石的去台邀请，留在大陆。但由于曾“一脚踏在臭水沟里”，1950年9月，当他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研究者司徒允认为：“这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他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惨淡经营私立的南开学校，为了筹款，向人求见，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却坦然面对：“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年曾说过：“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他是在述说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员请学生吃茶，突然正颜厉色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女教员说的是英文，把张伯苓三字念得像外国名字Chamberlain，于是罗隆基就一直以为鼎鼎大名、篮球队能打败“强大”的清华队的南开学校，原来是个外国人Mr．Chamberlain办的，而“外国人办的学校，自然是好的”。后来，他才知道张伯苓先生是个中国人，而南开是中国人办的学校，当然，其间“南开的足球、篮球亦好几次打败清华了”。
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的文史名家柳无忌，称张伯苓为“大校长”，因为张伯苓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俭朴的校长办公室内”，而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则“比他体格更高大”。后来在美国的南开校友聚会，齐唱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柳无忌以为，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有那位“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陈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史学大师。
前不久启功先生逝世，让众人哀叹，大师的时代真的已经远去了。启功离去的背影，让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经的大师们，其中，就有启功的老师陈垣。
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当时，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强迫实行奴化教育，把日语作为必修课，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由担任校务长的德国籍天主教司铎及校长陈垣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提出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日语不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惟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大学。
抗战结束后，有北平媒体赞誉辅仁大学为故都的“抗日大本营”。
由于陈垣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望，日本占领军曾派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前往游说，此君劝陈垣与日本人合作，并问他：“你总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见对方自称懂汉学，于是从容地引用《孟子》作答：“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沦陷区提倡所谓“读经”，陈垣得此机会，常用儒家经典中的话对人晓以大义。辅仁大学每届毕业生都会出版一份“年刊”，陈校长必引经书题词。1940年的“年刊”，他题词：“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敬笃，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
陈校长以“蛮貊之地”喻沦陷区，告诫辅仁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控制下，也决不能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一日，他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而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垣沉默不语，片刻后，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他已眼含热泪。
抗战8年间，除到校授课外，陈垣闭门谢客，撰写了大量著作。后人评价，其中多有“发愤之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完成于1940年，主要写清初西南遗民的宗教活动，但书名用的是“明季”，用以强调这些遗民终未降清。明亡后，南明王朝曾在滇黔建立政权，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抗战时的大后方。陈垣在书中称：“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
在这本名著中，陈垣的一段结语堪称自诉衷肠：“按祖宗之遗我也厚亦，似比广漠无垠之土地，取无尽，用无竭，进退绰有余裕，吾何修而得此！”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研究者孙邦华将陈垣的这一时期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在非常时期，“保住民族的文化”，表征着陈垣作为一个学人的节操。从更广义上说，他所治之学，无一不是在追求“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在中外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论述的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此书刻意在“全盘西化”论兴起时著成，饶有深意。他的朋友、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为之作序：“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唐文治：如何“读经”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近代著名教育家。
一个主张恢复“读经”的人，是立于时代潮头，还是忝列历史末梢？一个幼习《孟子》、终生强调“养浩然之气”的人，能否在新时代成就一番“第一等的事业”？
问号，引出一个老旧的名字，唐文治。
唐文治，清光绪进士，在清末从政十余年，官至农工商部（由商部改）左侍郎署理尚书（相当于代理部长）。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唐文治拟定《商部章程》。1905年，他力促的《商律》颁行，这是参照英国公司法和日本商法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法，以国家法律形式宣布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公司，且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享一体保护之利益”。
商部主管农、工、商及交通、金融等领域，为一时之“肥缺”。唐文治为遏止官场贿赂之风习染商部，拟定《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规定商部官员当为及不当为之事，“严禁纳贿贪污”，并阐明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
著名的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办人粤商张弼士为答谢唐文治奏保张氏实业，曾赠与他“巨金”，他辞之再三。他培植过很多实业，对于商人的酬谢一律“坚辞”或“峻拒”。慈禧在颐和园召见他，赞谕“汝能廉洁办事，亦很好”。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富贵不能淫”。
1906年，唐文治退出政坛，次年出任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由南洋公学改，即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监督（即校长）。在交大人眼中，“先生之于交大，犹如北京大学之于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于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学府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关系的”。
按照学者余子侠的研究，唐文治长校后，先后设立铁路专科、电机专科、航海专科等，将这所工业学堂发展为真正的工科大学，并堪称近代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之一。
唐文治自谓：“回溯飘摇风雨，屡濒于危，最难堪者，改革之际，经济困迫，彼时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诸生相对凄惶……费几许心血，历无限艰辛，乃得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