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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一贯地走着那条清淡的路子，他的喜剧全都选取最朴素、最微妙的一点，来揭示人生的真谛。“喜剧而不夸张，这不仅是技术的炉火纯青，且是作者生活态度与世事观照的深静”。
他的《北京的空气》，不曾渲染北京的富丽相，也不曾涉露北京的暗涩面，可是却生动地把活在那氛围里的人们圆滑的心态完全表达了。写得那样清淡，只觉得就像北京的空气，原本就是那么无所谓地摸不着边际。人们不由得感叹：“据说陈年的花雕，其醇是甚至于没有酒味的。”
评论者提醒我们，丁西林剧中没有我们熟悉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别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欣赏悲剧、闹剧时冰火相激、响鼓重锤似的痛快淋漓，只有心理与价值观念的磕磕碰碰———像是被马蜂蛰了一下的感觉，有点儿麻，有点儿痒。
丁西林是个妙人。他的短剧《酒后》是在两个朋友的极力怂恿下，根据另一个朋友的小说写出来的。于是他昭告读者：你们若是喜欢这剧，应该将赞许都送给小说的著者；若是不满意，那———那只好归咎于我的那两位朋友———因为是他们要我写的。
像是文人在游戏文字。然而看看他的名剧《妙峰山》题辞：“献给国立北京大学，并纪念蔡孑民先生。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我替国家社会服务近二十年，从未厌倦。”
好一派严肃与庄重，毕竟是研究员、所长、总干事、物理学家。
施蛰存：逝去的风度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
2003年11月25日，巴金老人百岁诞辰，文坛学界隆重纪念，盛誉曰“见证文学史的世纪老人”。此前6天，11月19日，小巴金一岁、同在上海华东医院的施蛰存寂寞辞世，中国现代文学史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随之凋零。
当时有人写下“巴金的热闹与施蛰存的孤寂”之语，伴以长长一声叹息。
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拜访施蛰存，问他喜欢看美国什么杂志，他出口说道：“Vanity Fair（名利场）”，于是李欧梵返美后寄了几本给他。问他看了没有，施蛰存摇摇头，淡淡地说：“看了，大不如前了！”李欧梵恍然，当年———上世纪30年代———施先生爱看的这本文化杂志，品位比现在“高出许多”。
后来又见施蛰存，李欧梵又问他喜欢看美国什么杂志，他说：“寄几份看过的《纽约时报》书评和星期日特刊吧。”这次，李欧梵迟迟没有寄出，“原因无他，怕施先生较前次更失望”。
上世纪30年代，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法文译名意为“当代人”，指能够和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人。李欧梵称：“现在再翻开这个杂志的内容，特别是内中介绍的西方文学，仍然令我咋舌，惊异不止，在当时的环境下，竟然如此‘识货’，几乎所有的西方重要现代作家都介绍了。”
在《现代》上亮相的，包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还有当时只是美国“文坛新秀”的海明威、福克纳等人。文学史家评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中国当代作家才通过汉语译本“重新发现”了这批作家，并从中找到灵感和自己的文学偶像。“当人们在80年代手捧艾略特的《荒原》为其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本质而感慨万千时，殊不知，早在50年前，《现代》杂志早已介绍过这位诗人的这部作品，只不过，以自己长着一个希腊式的鼻子而自傲的邵洵美把这部大著的名字译成了貌不惊人的《荒土》而已。”
施蛰存早年就读于教会大学，故英语、法语皆佳，加上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开放的文化风气，使他能轻易快捷地看到各国最新出版的文艺杂志和书籍，从中建立自己的文学创作、批评以及编辑的标准，“实际上，他所建立的标准，正与当时世界文学潮流的标准相接轨”。
他的小说，《将军的头》、《石秀》、《梅雨之夕》、《魔道》、《夜叉》……几乎每一篇都是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与李欧梵谈论西方现代文学，他对任何“冷门”问题，都如数家珍，对答如流，以至于李欧梵自愧：“我多年身在美国，购书和借书都甚方便，为什么施先生说的书名和作者大多对我仍然陌生？”李曾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这一大堆学者，集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比不上30年代的一个年轻人———施蛰存先生。”
施蛰存去世后，有杂志刊文：拥有“中国现代派鼻祖”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称誉的施蛰存，以冷眼笑看着发生在21世纪新新人类身上的一切，“今天的一些女作家，爱用‘身体’写作，施老说，这些不新鲜，30年代的左翼都玩过……”
早年专注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后来长期担任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金石碑帖，施蛰存堪称传奇的经历表现在个人魅力上，形成一种奇妙的混合体，被赞叹为“包含着中国古典温雅气息与西方文化绅士情调”。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作家李劼回忆起与施先生的交往：“我后悔当初没有早点登门拜访你。我一直误以为，你像其他前辈一样，被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弄得面目全非。再说，我所在的那个中文系，你是被人谈论得最少、少到了几乎要被人遗忘的老前辈。”
后来，李劼无意中听到在系资料室做了几十年的老资料员偶尔说起施先生：当年挨批斗时被打翻在地，镇定自若站起来，理理衣衫，拾起被打飞的帽子，掸去尘土，戴在头上，重新站直了继续听凭折腾。老资料员感慨：“施先生当时的风度好极了。”
于是，李劼立即前去拜望，因为那种“清清淡淡的悠远，不是皎皎者易污，也非峣峣者易折”。
背影渐远，犹低徊
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国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自从伟大领袖“钦点”之后，他的名字就成了声名狼藉的代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断定。
1949年8月2日，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黯然离开中国。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嘲讽的对象。
然而，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据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论司徒雷登当时的政治倾向如何，但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作的努力，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毛泽东讽刺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知是不是“一语成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寂寞而悲凉，被国务院下“禁言令”，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终因患脑血栓，终成半身不遂与失语症。
他的遗愿之一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2005年1月3日下午，记者在未名湖畔看见，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那是当年司徒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
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杨晦（1899－1983）原名兴栋，字慧修，后因痛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