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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衡哲看来，张申府记忆的这个片断是“黑白色”的，与另一种“带有火红颜色”的回忆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访问一位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他准备向她回忆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一些报社记者也来了，围着这位老人拍照。“大概注意到了有记者在场以及他的话对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舒衡哲写道，“他作了一个英雄式的描述，整个画面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英雄色彩：我们组织了这个运动，我和妻子负责领导。我妻子来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12月9日，我们带领示威群众开始大游行，警察拿着水炮在后面追赶我们。但我们胜利了……”
舒衡哲听着这位当事人讲他的故事，摄像机的灯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她知道，这位当事人已经无数次写过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回忆闪烁着许多被官方认可的英雄色彩，这些英雄色彩在张申府的叙述中是没有的。与他不同，张申府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只是不自觉地被一起自发的学生游行事件拖了进去。“他不认为需要加进警察啊、水炮啊等等惊险的情节”。
关注清华大学校史的清华退休教师虞昊告诉记者，他查阅了1935年12月23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07号，上面刊登了北大、清华等6所大学校长联名告同学书。“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校长们告诉学生，“9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结合他看到多种清华老校友的回忆文章，虞昊开始质疑长期以来人们所接受的“一二·九”叙述。在他看来，个别学生领袖以大无畏气概“英雄造时势”的说法，也许不那么准确。
对于革命，张申府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在见惯了太多出于种种原因而被扭曲的历史叙述后，张申府被视为一位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幸存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幸存者之一，是“一二·九”运动的幸存者之一，也是中国思想界曾经有过的那个多元格局的幸存者之一。所以有人感叹：“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在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简直不可思议！”
舒衡哲写出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为题的《张申府访谈录》后，曾谈及指导她完成这一访谈的历史哲学，她引述了这样一种呼吁———历史学家应当停止说教式的编史工作而去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历史学家是回忆的医生，医治创伤、医治真正的创伤是他的光荣。作为医生，他必须不顾医学理论而采取行动，因为病人患了病。所以，历史学家应该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起来，去恢复一个民族的记忆。”
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华人，作家、记者、学者，一个传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罗湖桥，一步一回头。前面是香港，后面是大陆，他“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岛日报》的专栏“南来篇”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从光明中来！”他赞扬“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对肃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
这样一个备受各方瞩目的人物，发出这样的声音，顿时引来舆论大哗。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人，指责他“对于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帮闲而帮忙，实际上帮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称“《南来篇》是矫情之作……称大陆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却又舍光明而远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却视曹聚仁为“反动文人”，认为他在文章中“一连串散布着毒素，我们不能再缄默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抨击这些毒素的充分权利，指出这些毒素，提高读者警惕，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更有这些充分的权利”。
这场“围剿”整整持续了20个月，批曹的文章，经人剪存，竟达800余篇。
事实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独立原则下，确实潜藏着内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谈道：“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对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报人”，并且指出，他的“自由”并非源自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而更像是讲究自由自在的中国文人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
因为1950年这个“自由”的选择，曹聚仁在大陆和台湾几乎被湮没。虽然，他22岁时就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被视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虽然，他仅毕业于一个5年制师范学校，但却昂然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战期间，他投笔从戎，深入前线，是最先报道台儿庄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著名记者。
台湾作家回忆，当年岛内视曹为毒蛇猛兽，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胆敢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
大陆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语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知道“名嘴”儿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亲的少。
曹景行说：“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给在上海的女儿曹雷写过一封信，信中如此倾诉道：“19年来，我的孤独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我早变成疯子了。”
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吕彦直：中山陵的记忆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山东东平人，融汇中西的杰出建筑师。
3月30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代表团拜谒南京中山陵。此前一天，代表团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举行祭奠仪式。虽然没有前往拜谒，但江丙坤应该知道，广州市内还有著名的中山纪念堂和越秀山巅的中山纪念碑。
在孙中山逝世80
周年之际，又逢1949年之后国民党代表团首次归省大陆，这三处以中山先生命名的建筑显得尤其受人关注。除去政治历史意义，若以建筑史观之，这三处建筑其实还有另一种命名方式，它们属于一个流星般炫目而短暂的名字―――吕彦直。
吕彦直幼年随其姐侨居巴黎，后进北京五城学堂，曾受教于翻译名家林纾。后世评论者认为，这对他立志发扬民族文化，融汇东西方艺术，不无影响。
1911年，吕彦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1913年毕业，以庚款公费派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先攻读电气专业，后改学建筑。毕业前后，他曾作为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的助手，参与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燕园）校舍的规划和设计。回国后，他在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彦记建筑事务所。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明确表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意识到，这座陵墓“不特为民族史上之伟大永久纪念，即在中国之文化与美术上亦有其不朽之价值”，因而有必要“合海内外美术专家之心思才力以计划此空前之建筑”。于是，葬事筹备处向海内外公开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
当时年仅31岁、尚名不见经传的吕彦直，在报名应征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皇陵和欧洲帝王陵墓，参照紫金山地形，用两个多月绘制出设计图案，被评判顾问评为首奖，轰动一时。
他的设计被称赞为“合于中国观念”且“融合中西文化”，“全体结构简朴浑厚”，“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不久，吕彦直受聘担任中山陵建筑师，监理陵墓工程。1926年工程启动后，他时常奔波于沪宁之间，终因辛劳过度，病倒在上海寓所。但他仍坚持技术环节必须由他亲自裁决，连选用的建筑材料，除必须遵照他指定的商标、产地之外，还要选送样品，经上海南洋大学试验并超过当时的美国标准，他才签字准用，否则定要返工。
他的一丝不苟，曾引来营造厂发出“吕建筑师欲成其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处处以试验出之”一类的怨言。如此精美的设计和一丝不苟的监理，注定了中山陵成就“千载一时艺术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