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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然而此人一直以来却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很没意思的坏人。他大大有名，这名气却让许多人不屑一顾。
在鲁迅的笔战史上，他要算是第一个论敌。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学者阎晶明认为，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所以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一身尴尬。
更实质性的问题是，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但陈西滢也自有他的性情。
他骨子里有所谓“爱伦尼”（Irony，嘲谑、讽刺等义）的气质，但人们纳闷，此公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不怎么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同为留英博士的温源宁所描述，陈西滢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与情感”，对人对事的看法中则掺杂着不少“傲慢与偏见”。
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实在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里的一个“另类”。
曾有学者专门研究“鲁迅和他骂过的人”，感叹曰：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鲁迅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陈西滢”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字中的和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不应只是一个个“普通名词”，他们的履历、各自的面目和性情，颇值得关注。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10月4日，与往常一样，他吃过晚饭，上床休息了一会儿。晚7时左右，家人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位杰出的诗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他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他在园子里种了花草，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在那扇油漆有些脱落的大门里，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看着花丛思索，阳光洒在他身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还记得，一次听林庚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到“风满袖”的意蕴时，他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张鸣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
“从那时起，我才感受到了诗的魅力，那是一种静默中的召唤。”张鸣说。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
林庚还喜欢孩子们送给他的玩偶“悟空”和“八戒”，特意挂在窗前，只要一碰，两个玩偶便手脚乱动。他还酷爱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的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在那只花蝴蝶的相伴下，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张鸣等人回忆，与林庚交谈，他从不爱提身边琐事，只谈论学问和文章。不过有时候，师生之间也会回忆起过去的北大。他还会谈到当今学术水平的下降，谈到校内草坪上盖楼是破坏了那里原来建筑的“和谐”，为完美景观的破坏感到惋惜。
“他对学生是不设防的，更是宽厚的。”张鸣说。
林庚写信给自己的弟子孙玉石，会提笔写道：“玉石兄如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庚的一些学生创办刊物《红楼》，被打成右派，发配外地，颠沛流离。林庚一直挂念在心，直到他90岁生日时，仍然凭记忆列出他们的名字，嘱咐张鸣，把他们务必请来见面。
林老先生讲究衣着，爱戴围巾，素来整洁。即使披一件夹克，不扣扣子，能让人觉得“高洁”。
“他很干净。”张鸣评价说，“这种干净，是由内而外的。”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