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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居然也只有四条，除了上述三条以外，还有一本1930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何廉、方显廷合著。
他不甘心，又借同学的账号登录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数字图书网”的超星数字图书网，点击图书检索，结果，“找到与‘何廉’相关的数字资源0个”。
其实，就连“何廉”这个如今几乎被遗忘的名字，得来本就是一个偶然。根据《何廉回忆录》，他到长沙的邵阳中学念书时，开学已一个月，要想注册，只能补一个上报了名字但没来报到的名额，此人名叫何廉，于是他便以何廉之名入学，“其后一直未能改过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名字和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并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声震海内外。
1926年，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在校长张伯苓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倡导开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
一时间，“南开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的称誉”，该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之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
1948年短暂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后，何廉赴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病逝于纽约。
当年在南开，何教授的名言是，每逢放假停课就叹气：“唉，又放假了。”传道授业意犹未尽之情溢于言表。而他过于专心工作，一次竟无意识地提着正冒热气的水壶去浇花，一时传为笑谈。
何廉被称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他曾领导了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通过调查他深感研究农村经济的重要性，认定“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中国经济建设或经济复兴的问题，我以为首先的是赶快设法增进农产，复兴农村”。
这些观点让小蒋感到震惊：原来七八十年前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近年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热门话题的“三农”问题，并付诸研究实践。
本科读中文的小蒋原来一直有种信念，经济学除了数字、公式和模型外，还应该有更人本、更“经世济民”的内涵。这一次，他又深切地体会到，在“经济学热”的此时此地，中国的经济学起码应该保存更多的记忆。
然而，中国经济学史上这色彩斑斓的一叶，毕竟已过早地“飘零”了。他无奈地发出一声叹息。
谭其骧：绕不过的“悠悠长水”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他不是滔滔江河，但始终流淌着，就像那长年的流水，滋润大地。”葛剑雄说，“谭其骧的名字已经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想学习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将离不开他的著作，都将是他的贡献的受益者。”
按照葛剑雄的话说，但凡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政区沿革、人口迁移、民族分布，乃至黄河和长江的历史变迁，等等，谭其骧都是“绕不开”的。
当年，学校却给像谭其骧这样的学者们开过一个荒谬的玩笑。1974年，上海学习清华大学经验，对所有正副教授进行“突袭考试”。复旦大学的试卷是本校各科的入学试卷，结果谭其骧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只能举其大意，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只写出了三点，“鞍钢宪法”没有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没有写全，数理化只做了一亩等于几平方丈这一道题。这番考试的结果，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知识、一窍不通、连大学入学资格都没有的事例而广泛宣传。
葛剑雄这样描述他的老师：“他的经历很简单，从6岁到82岁都没有离开学校。他的工作很单纯，从20岁登上讲台，就是上课和做研究。他16岁参加共青团，17岁以后就不想再过问政治，但政治却没有放过他，历史给他留下了风霜的印记。”
和这般“平淡”的经历相符，谭其骧性情淡泊，寡于交游，疏于应酬，不大愿为学术以外的事花费时间。他在北平时，胡适是北平学界第一名人，青年人都以名为胡适所闻为荣，谭其骧的导师顾颉刚不止一次向胡适介绍过谭，并在信中对谭大加赞扬，但谭其骧却从未去拜见过胡适。陈寅恪也是泰斗级名教授，不少人攀附惟恐不及。谭的好友俞大纲是陈的表弟，陈曾向他问起过谭的情况，谭其骧知道后，也没有“顺势”去见陈寅恪。
谭其骧生前的住房面积不大，他的书房兼卧室只能放下一张小书桌，桌上总是堆得满满的，头绪一多，常常找不到东西。一次去昆明开会，住在圆通饭店，房间里有很大一张办公桌，他于是感叹道：“什么时候我家里能放得下这样一张大书桌，我的东西一定不会找不到了。可惜不在这里做事，这样大一张桌子派不了用场。”
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
陶孟和（1888—1960），原名履恭，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
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陶孟和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此前留学英伦，1912年他20余岁时，便与同学梁宇皋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五四运动前一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宣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1949年后，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上，这个职位和他此前的学术声望是相称的，然局内人日后回忆：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
更根本性的打击来自，上世纪50年代后，整个社会学被作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专业予以取消，科学院的社会学所也被改为经济所。据说，此后陶孟和显得很消沉，几乎“随之销声匿迹”。
关注过陶孟和的学者智效民这样评说：“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到头来居然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关于陶孟和，有一点是切切值得纪念的。从专业出发，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相当了解，所以当抗战中社会学所困于四川李庄时，他提出战时经济研究和损失估计务必早日进行，以便为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
虽然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正如研究李庄学术史的作家岱峻所言，当时毕竟开展了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工作，“放弃也是一种权利，陶孟和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放弃了什么和放弃了多少”。
智效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陶孟和。文末引用陶孟和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文字，叫做《我们小民的希望》，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向当权者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
蒋廷黻：蒋廷黻的那股“劲儿”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始，以非国民党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
大大有名的李敖，在人们印象中几乎“无人不骂”，却对一个公众记忆之外的人物大加推崇。在他看来，此人“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民国人物中，蒋廷黻引人注目，因他自有一种精神，有一股“劲儿”。
曾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洲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学者许纪霖因此借用一则西谚，形容蒋廷黻为“瓷器店中的猛牛”。
猛牛闯进瓷器店，瓷器易碎，然而民国官场的“潜规则”却着实牢固着呢。进入政府之初，蒋廷黻研究了政府部门的结构，结果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摩擦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尽快拿出改革建议，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
他还按照西方政治的规则，提出官员必须以实名申报财产，但到处游说，无人响应。
如此书生意气地触犯众怒，不久，力邀他入阁的蒋介石也只能下手谕，把他调离岗位。
蒋廷黻认定中国知识分子太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清誉。对此他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当今史学大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出身清华，他认为，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