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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齐北魏纷争史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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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另一路的拓跋羯儿也收编了柔然的牧民和牲畜,数百万之多,全部带回北魏。
  太平真君九年到十年(公元448年至449年)连续对柔然的用兵,最后还是没能彻底消灭柔然上层势力,柔然可汗依然存在,但却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有效地获取了柔然的资源和财产。史载“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严格地说,应该是柔然的势力重心西移,更多地与西域诸国发生冲突,而不敢来招惹东方的这个霸主了。
  拓跋焘压制了柔然,西南的吐谷浑也被他打得抬不起头,得意之余,想的当然是如何功高盖世,青史留名了。早在消灭北凉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他让崔浩担任监秘书事,命他召集一堆汉族文人高允、张伟等共同为魏国修国史。修史本是汉人的强项,试问古往今来,天下诸多国家,又有哪个有中国的史籍那么连续和完善呢?崔浩也是当仁不让,觉得这种任务就该由他来领导完成,很爽快地接手过来。
  其实崔浩见识虽广,文笔却不咋样,执笔的工作多由手下的文人来做,他只负责总结折中的工作。然而很多鲜卑贵族仍把崔浩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崔浩在不少问题上都伤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灭佛的那次),这次又要对他们的先世品头论足,怎么受得了。可是又没法子,皇上这么信任那些汉族读书人,自己呢,打仗虽然很牛,可舞文弄墨是形同白痴,只好听之任之。
  修国史的都是汉人,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没怎么读过史书的拓跋焘可不同,史书不是“好人好事记录册”,而是对于事实的叙述。所谓春秋史笔,是“笔则笔,削则削”,该记录的就记录,该删减的就删减,既不溢美,也不讳恶,皇帝什么时候给人欺负,什么时候干了坏事,这些都得写到纸上。拓跋焘想的只是光宗耀祖,他一向推崇崔浩,看他领着一帮子人日夜伏案,奋笔疾书,心中暗爽,指望着这本史书早点写完。
  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魏国史《国记》编撰完成,崔洁审阅一番,非常满意,便向皇帝呈上。参与著史的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注解的《五经》。高允听说此事,私下里说:“闵湛等人都是小人之见,恐怕要害惨崔氏一族了!”崔浩却很赞成这个建议,对太子拓跋晃提了出来。拓跋晃给予支持,于是下令在平城南郊修造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终于完成。
  城南新修了碑林,好新鲜爱热闹的人纷纷跑去观看。那些本来就对修国史有意见的鲜卑贵族当然也去看了,这一看可不得了,石碑上的文字哪里是在夸耀功德啊,明明都是揭短嘛。拓跋氏发家才历经三世,祖上的事有好多不体面的,自己知道也就算了,怎么可以放在外面给大家看呢,太不像话了。鲜卑贵族一个个怒气冲天,前呼后拥地跑到拓跋焘面前,向拓跋焘告发,说崔浩这帮汉人是存心损咱们呢,应当严惩不贷!
  拓跋焘这才如梦方醒,一拍桌子,派人将石碑火速砸毁,下令逮捕崔浩以及所有参与著史的文人。

  八 崔浩之死(2)

  太子拓跋晃首先得知消息。自从灭佛以来,他就跟崔浩结了怨,这次崔浩获罪,他本该高兴,可是修史的主力成员高允却是他的恩师,他赶紧把高允接到东宫,吩咐他说:“明天随我去见皇上,假若皇上问你啥,你就顺着我的意思答话,听明白了么?”
  高允一头雾水,问太子:“为了什么事情呀?”
  拓跋晃也不细说,只回答:“去见了皇上就知道了。”
  次日一早,拓跋晃领着高允来到宫中,向拓跋焘禀告:“中书侍郎高允在儿臣宫中,相处好多年了。他一向小心谨慎,遵纪守法,虽然与崔浩一同著史,但地位很低,罪责都是崔浩的,恳请父皇明察,免他死罪。”
  拓跋焘点点头,召见高允,一见面就问他:“《国记》都是崔浩写的吧?”
  高允依实回答:“《太祖记》为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先帝即指拓跋嗣)和《今记》是微臣与崔浩合写,不过崔浩管的多,只抓总体的事务。至于注疏方面的文字,微臣多于崔浩。”
  拓跋焘大怒,对拓跋晃说:“怎么搞的,高允的罪责比崔浩还重,叫我如何饶恕他呢?”
  太子暗暗叫苦,心说这个高允怎么不长脑子,不听我言,忙解释说:“高允小臣,初见父皇天威,语无伦次。儿臣刚刚还问他来着,他说全是崔浩干的。”
  拓跋焘转脸问高允:“太子说的,可是实情?”
  高允答道:“微臣罪当灭族,不敢妄言。太子是因为微臣侍讲日久,同情我的遭遇,想要救我一命而已。其实他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
  拓跋焘倒吸一口冷气,居然还有这样的大臣,感叹道:“果真耿直啊!世上少有人能为之,而高允竟能做到!死到临头,还能面不改色不说假话,此乃信;身为大臣,而能坚持真理不欺君,此乃贞。既信又贞,让人佩服,好吧,我就赦免他了。”
  拓跋焘又派人把崔浩召来质问,崔浩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拓跋焘就叫高允起草诏书,把崔浩满门抄斩,并且诛杀与著述国史相关的官员。
  高允接旨,却一直迟疑不写诏书。拓跋焘催了又催,最后高允要求见过皇上,然后动笔。拓跋焘就召他进宫,高允奏道:“微臣实在不知道崔浩还犯有何罪。如果仅仅是因为写国史的事触犯了皇族先世,不为尊者讳言,也不至于判死罪啊。”
  拓跋焘一听,这是什么话,当即就坐不住了,命令武士把高允捆绑起来,就要杀他。旁边拓跋晃吓坏了,一再劝说。拓跋焘才慢慢消了气,想想高允也没说错,就给高允松绑,把他放了,感叹道:“要没有此人,朕恐怕要杀数千人呢!”
  事后拓跋晃责备高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替你求情,你怎么反倒去激怒皇上呢?我每次想到这事,还是心有余悸呢。”
  高允答道:“所谓历史,就是要如实记载帝王的举止,以为后来者鉴,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人知道过去的事,将来的人知道今天的事。同时,这样的写史笔法,也能使君主们有所顾忌,言行谨慎。崔浩主持修史,私心很重,的确有罪,但书中写到朝廷起居、国家得失,乃是史法之大体,并无过错。我与崔浩一同编书,自当同生共死,不能独免。承蒙太子殿下出面保我,高允感激不尽;但若要我为了活命说违心的话,我可做不出来。”拓跋晃为之动容,从此更将高允带在身边,咨以要事。
  高允侥幸不死,拓跋焘还是没有放过崔浩,他另外找人起了诏书,族诛崔浩所属的清河崔氏以及与之联姻的卢、郭、柳三大士族,其他涉案人员则只杀本人。崔浩为拓跋氏君主谋划一生,到头来化作南柯一梦。行刑当日,七十高龄的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往刑场,路上卫士们都爬到他的头顶,一边说着侮辱的言语,一边朝着他的脑袋撒尿,呼声不绝于耳。这位才干见识不亚于诸葛孔明的谋臣,下场竟如此凄惨,让人扼腕。
  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北魏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拓跋焘后来也为自己一时的暴虐行径后悔不已,但木已成舟,不得不吞下苦果。
  崔浩对于北魏前期政权的发展与巩固,功不可没。他本人虽为一文弱书生,却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军事扩张中多次采取他的建议,几无失策。对于北魏的制度,他的影响则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隐性和渐进的,他重视推广儒学,并着力于像汉人一样选贤拔才,这些举措都是能波及数代的。很多人认为,崔浩心存汉室,不热衷于南征,而力图促使北魏政权向其他方向扩充,这其实是一种汉文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崔浩从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汉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自然会对汉族、汉文化有利。鲜卑人本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崔浩想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为鲜卑人写史,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崔浩的被杀,归根到底源自文化的冲突,它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潮流遇到了暂时的阻碍。然而,对鲜卑贵族们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要想生存于中华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别无选择。历史之车轮,轰隆碾过,大势之所趋,无人可挡。

  九 南北狼烟再起(1)

  崔浩被诛的那年恰好在公元五世纪的正中间,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后赵乱亡、冉闵发动的大屠杀(参见《纵横十六国》),恍若昨日,昔日高鼻深目的胡人惨遭灭族,今天便轮到了北方最为显赫的几大汉人士族。历史对人们,总是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轮回也好,报应也罢,相似的情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百年前是慕容氏大举南侵,一百年后就变成了南北世界的一场大对抗。
  崔浩被诛的四个月前,北朝皇帝拓跋焘与南朝皇帝刘义隆,几乎同时想到了向对方开战。首先动手的是拓跋焘这个“战争狂人”,刚刚从对柔然的战事中调整过来,他便将刀锋指向了淮水南北的宋国国土。
  南朝自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的那次北伐失败(参见《元嘉之治》)后,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和北方的邻居在战场上过招了。宋文帝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加之二十年来的治世局面,异己权臣一个个都被他消灭,让他颇为得意,以前的失败归因于年轻不懂事、考虑不周到,可以通通忽略不计,现在正值有为之年,所以要好好做几件功劳可以盖过历史上那些明君英主的大事。盖吴起事的那次,他就有了想法,苦于那时没把北伐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不充分,才没有马上付诸行动。这回北魏的军队首先出动,他便想好了方针对策——保存实力,待机反攻。他给淮、泗前线的各部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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