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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齐北魏纷争史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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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尉拓跋丕赞成施行,认为此法若行,国家与个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坚持守旧,说:“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会滋生祸乱!”
  多数大臣处于两方之间,认为时值农忙,新旧制度难以衔接,不如缓行,等到秋收之后再颁布。
  李冲很不以为然,对一干大臣说:“新制度若不凑准时间,大家得不到好处,肯定会有怨言;眼下改制,正好让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实惠,认识到改制的目的。”
  冯太后最终力排众意,采纳李冲的意见,果断迅速地向全民推动三长制度。不出半年,各地户口数就大量增加,豪强们不高兴了。冯太后又下令降低赋税,这可让大家开了心,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
  连续三年的三大制度,成为冯太后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书的一笔。经过一系列改革,北魏的改制逐渐驶入了一条半自觉的轨道。冯太后与刚刚成长起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将面临什么新的问题呢?

  十一 北魏重教崇礼(1)

  北魏颁布三长制的当年(公元486年),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以正式礼服上朝接见众臣。这算是一个标志,冯太后此后虽仍继续临朝听政,但大权已转移到孝文帝的手中。
  冯太后两次临朝期间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叙过两点:拓展疆域与改革制度。前者先因刘宋自身的混乱而得手,其后又因为形势判断的失误而止步淮水;后者的三大制度则均由她本人亲自决策和推动。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鲜卑人的魏国胡气越来越淡,而汉风则越来越盛。
  冯太后的另两点贡献,是兴办学校与尊崇儒礼,这两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教育和礼仪上对北魏进行全盘儒化,或者说是全盘汉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个道理,想让鲜卑人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齐整人伦,而是需要从内部对上层贵族着力改造,这种改造或许是表面的、肤浅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这种表面的肤浅,却可以引发日后的连锁反应,最终实现真正的汉化。
  所以冯太后着力培养的对象远不只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时被封王,冯太后就乘此机会,在平城设立皇家学馆,选拔最有学问的老师,组织他们学习儒家文化。这个措施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拓跋鲜卑人是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们的贵族子弟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骑马、射箭这类硬功夫,以及通过实战积累的指挥经验。对于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机会认真汲取和领略,所以拓跋珪才会问出“天下书籍有几许”这样的准弱智问题。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在贵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冯太后深谙“文化熏陶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这些亲王将来是北魏的栋梁,那么把他们熏陶成“鲜卑皮汉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这一代人成为北魏皇族中承前启后、推行彻底改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学馆中已经表现得聪明好学、出类拔萃,文章写得一级棒,拓跋宏也特别喜欢这个弟弟,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好。
  对于拓跋宏本人,冯太后则更是着力培养,为他编了一本专门的教材,叫做《劝戒歌》,这个东西其实很像后世的《三字经》、《子弟规》,每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既容易记,又有助于学习道理。冯太后一共编了三百多章,称得上是儿童教材编写的勇于实践者,大约也是古往今来教材编写者中实权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写了十八篇《皇诰》,在宴请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诏书的形式颁布,作为皇帝学习的指南、为人的准则以及施政的纲领。
  尊崇儒礼方面的举措,则基本是与三大制度的颁布同步进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诏全面禁止卜筮和谶纬,一旦发现,统统焚毁,私藏不报者一概处死。谶纬这个东西,我们在《纵横十六国》中也专门介绍过,兴盛于汉代,一度成为统治者维护地位的重要工具,其影响至北魏前期已经小了许多。对于乱世迭兴的政权,谶纬学说是有利的,而对于北魏太武帝之后长期治世的局面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风头正劲、玄学日益兴起,谶纬已退居二线。北魏在这个时候又来这一招,自然是把谶纬推入了万丈深渊。
  太和十年,北魏规定官员公服的等级。公服按照品位级别的不同,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从高到低分别是朱、紫、绯、绿、青。这种等级颜色化的创意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已经很难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鉴魏晋时期的旧制。无论如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以颜色来区分品位。这一制度演变到唐宋,官服逐渐减为紫、绯、绿、青四种,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显贵的代名词,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太和十一年,北魏又严格审核、统一规定典礼乐章,不属于雅乐的全部摈弃不用。这显然又是继承了儒家思想极其重视音乐文化的特点,到了孝文帝统治中后期,北魏的宫廷文化已经与传统汉族王朝非常接近了。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病故于平城太和殿,享年四十九岁。从小接受冯太后谆谆教导的孝文帝悲痛欲绝,整整五天滴水不喝,大臣们极力进谏,他才勉强喝了一碗粥。冯太后崇尚节俭,遗言中强调要丧事从简,不必设置各种陪葬器具。但孝文帝不顾高闾、游明根等人的反对,执意将陵墓拓宽六十步,以达到皇陵的规格。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文明皇太后并没有与他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合葬,而是于生前自行在方山(今山西平阳北)选择了一处墓地。
  传统史家多将太和年间北魏的兴盛发达归功于孝文帝一人,直到国学大师吕思勉在他的《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太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太后专政时威令夙行,有以致之;故后(太后)实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也。”史学界才逐渐将更多目光投向这位“巾帼女杰”。宠信“面首”与太监是冯太后最为后人诟病之处,不过安置面首的做法虽可商榷,冯太后并没有因此影响政令的实施。相反,她的两大面首王叡和李冲并不是所谓的“绣花枕头”,而是很有能力。尤其是中书令李冲,在冯太后去世后依然参与朝政规划,尽忠尽责,深受孝文帝的重用。

  十一 北魏重教崇礼(2)

  冯太后给北魏帝国留下了太多的遗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孝文帝本人。从太和十四年起,北魏正式进入了太和盛世的后半期——孝文帝时代。
  在介绍孝文帝的事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与他同时代的两位南齐皇帝:太祖高皇帝萧道成与世祖武皇帝萧赜。
  萧道成在称帝并顶住了北魏的几轮进攻之后,进入了统治的平和期。可惜好日子不长久,他只做了不到四年的皇帝,就于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去世了。
  萧道成一生目睹刘宋政权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意识到刘宋后期诸帝以下奢靡腐败的危害性。他即位后就以身作则,号召天下人移风易俗,勤俭朴素。宋孝武帝刘骏以来皇帝的礼服日益精美华丽,上面还佩有光彩照人的玉导,萧道成下令将玉导打碎,类似的装饰物也参照此例废止不用。宫中凡是用铜制作的器物栏杆,全部改为铁质,宫殿里不得铺张浪费,能省则省,能替则替。他常爱对身边的人说一句话:“假使让我治理天下十年,我将使得黄金与土同价。”可以说是位典型的视黄金如粪土的主儿。可惜,仅仅做一些作秀式的表率,而没有有效的措施与合理的手段,民间奢靡腐败之风又怎么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经济方面,萧道成也没有太多建树。对于士族阶层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他试图从皇室入手,进行控制,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类似均田制的数字化管理,南朝的社会阶层又远较北朝复杂,简单的政令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更糟糕的是,自从刘宋初年推行土断以来,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加入可以享受免役特权的“黄籍”(与要服役的“白籍”相对),千方百计地投机取巧、伪造业绩、贿赂官员,到了刘宋末年已经是积弊重重,虚假户籍比比皆是,国家财政收入蒙受了巨大损失。萧道成于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接受虞玩之的建议,以元嘉二十七年的板籍为标准,重新登记户籍,这就是南齐初年的“检籍”。在检籍中,政府在各地专门设立官员进行审查,对于弄虚作假者严惩不贷,并规定每人每天必须要查出几个作弊户籍。这可就是瞎搞了,有些地方的官员实在找不出非法的,就硬从合法的黄籍户口里挖出好欺负的,拿来充数,而那些会打官场交道,善于逢迎贿赂的人,又再次逃脱了惩罚。萧道成的好想法办成了坏事,民间怨声载道,许多被取消黄籍的百姓不服现状,起来造反,政府蔑称这些人为“白贼”,残酷镇压,双方矛盾越来越大。齐武帝萧赜继位后,一场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十二 齐武帝萧赜(1)

  齐武帝萧赜是萧道成的长子,据说他出生的时候,祖母陈氏(即萧道成的母亲)和生母刘氏同时梦到龙身盘踞于房梁之上,可谓大富大贵之兆。萧道成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小名“龙儿”,从中也可以看出萧道成的“异心”。萧赜本人从小也把自己看做匡扶天下之才,凭借老爹的功绩,很早就有所作为,在宋明帝平定刘子勋的作战中又立下大功。萧道成掌握大权后,他被封为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沈攸之起兵时,朝廷内部危机暗伏,一时腾不出手来对付,萧赜未经朝廷授权,就据守长江上的湓口(今江西九江附近),以阻止沈攸之东下。萧道成得知后,十分得意地说:“这真是我的儿子啊!”
  作为父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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